试述行政承诺及其可诉性

行政承诺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行为。行政承诺具有自身特征。由行政承诺引发的争议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调整。为保障行政承诺兑现，行政机关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谈公证的性质

公证的性质就是指公证的根本属性,即区别于其他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公证的性质、公证机构的性质和公证权的性质这三个切入点入手来研究公证的性质,每种角度又都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笔者认为,公证行为既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司法权力行为、行政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民事行为。公证行为是法律服务属性与公职属性的有机结合。公证的服务具有公职因素与公益性、非营利性与非竞争性的特点。把公证权定位为当事人授权和国家确认权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独立公共权力,可以深刻揭示公证的实质,又能解释立法现状。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

抽象行政行为就其本质属性而言 ,具有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违宪、违法 ,较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唯有开放抽象行政行为诉讼 ,才能更为及时且切实有效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扩大的热点,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在理论及实务界的推动下,抽象行政行为可诉化已势在必行。然而如何确定可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其予以确定,都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不可回避的。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思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做法,不但与国际发展趋势不相吻合,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带来一系列弊端。在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些西方国家,通常只把行政立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现行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发展现状证明,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着一定的法律依据、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行政奖励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奖励是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它在繁荣市场经济和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对行政奖励缺乏足够的研究等原因,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行政争议,关于行政奖励的可诉性也存在争议。有必要对我国行政奖励的可诉性进行分析。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理论上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将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随着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今天,对行政机关由于其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救济途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综观国外的司法实践和运用,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已经成为各国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文章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以试图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分类及其救济

内部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问题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上存在争议,法律规定上也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样的状态已经影响到了行政诉讼的顺利进行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本文试图从性质上对内部行政行为做一区分,将其划分为工作性质和人事性质两类不同的内部行政行为,将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划分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和对相对人权利义务没有实际影响的行为,将前者纳入司法救济范围在理论上和法规上是无障可行的。     

我国若干特殊行政行为可诉性再探讨

不断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虽然已是各国立法的共同趋势,但行政诉讼范围要受制于多种因素,我国立法正是在平衡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诉讼范围的基本原则。以此原则综合考量,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全部纳入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条件尚不具备,部分终局行政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内部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以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为妥,责任鉴定行为宜纳入民事诉讼范围,而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可诉性的争议本质上源于概念认识的不清。     

略谈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救济

针对现在国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的事实,比较国外相关理论,对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救济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

论述了公安交通警察机关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的性质，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鉴定。当事人对之不服的话，应当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从行政诉讼法的适用看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精神。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行政章程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方式,使其实际上拥有了对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要以附带性审查为主要模式;赋予人民法院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撤销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后,对具体行政行为要作相应处理;确立有效的诉讼管辖。     

大学自主招生行为的可诉性分析——以“闵笛诉苏州大学案”为例

在“闵笛诉苏州大学”案中被告辩称自己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没有行使行政权力;法院判决招生行为属于高校自主权,不具有可诉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国不但规定了高校的法人主体资格,而且已经将一部分行政权授予高校行使,招生行为也不例外,是高校行使行政权的一种,而这是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权力。     

高等学校“两证”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可诉性研究

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开创了我国司法审查高等学校内部管理行为的先河，对于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推动我国高等学校依法办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案把高等学校的“两证”行为定性为行政法律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     

行政法中的行政指导可诉性问题解析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手段，指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为目的的一种职权行为。行政指导由于不具有直接强制性，使相对人有较大选择空间，体现的对其意志的尊重和行政管理的民主性。但是行政指导也有另外的一面；相对人信     

论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作为新型行政管理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总结国内现状,分析法规不足,阐明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可诉性的必要性和依据.     

行政信访协议规制研究

行政信访协议作为纠纷化解的重要手段,内含公私兼容的特殊属性,游离于传统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之间,使得法院在裁判时难以对其属性进行准确厘清进而作出准确的心证结果。作为双方意思一致的产物,行政优益权的规制欠缺亦导致了对相对人权益保障的忽视,诱发了补偿标准不明问题的产生。应从行政信访协议属性出发,证成由行政协议所规制之可行性,最终通过对补偿标准的明确而构建完善的行政信访协议规制体系。     

论教师职称评聘中的法律问题

教师职称评聘行为是由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两个行为构成的，教师职称评定行为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职务聘任则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现行的教师职称评聘制度缺乏法律的规范，与高校体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职称评定与职务聘任关系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