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和台湾记者周幼非

周幼非是台湾<人权论坛>的记者,每一次和别人谈起他和大陆前总理朱镕基的交往,他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我和朱镕基的认识并非靠什么重要人物牵线,而是放了他一炮,这一炮,不仅没有轰远朱镕基,相反成了近水楼台,每次到大陆采访,他都接见我,让我再放炮!朱镕基真是个胸襟宏大又平易近人的政治家啊!!"     

朱镕基和台湾记者周幼非

周幼非是台湾《人权论坛》的记者,每一次和别人谈起他和大陆前总理朱镕基的交往,他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见证申奥成功那一刻

我在上海电台当体育记者时,经常有机会出国采访国际比赛。2001年,当台领导决定让我去莫斯科采访北京第二次申奥时,我既兴奋又紧张。记得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我的一位同事曾去蒙特卡洛采访。在我们做完投票大直播后的第一时间,我接到了那位同事的电话,他哽咽着告诉我,     

“我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

司徒汉帮助我采访八九年初,我在《歌剧艺术》编辑部工作时,采访过一位英藉华人音乐博士——何士能先生。当时,在旁作陪的有何先生的表哥司徒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位“大指挥家”。作陪的还有何先生的表姐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司徒璧双女士,她和司徒汉是堂宗兄妹。席间,司徒汉先生没有一点指挥家的架子,当我听不懂何先生的广东土话时,他和璧双轮番当我的翻译。何士能先生谈及中国音乐在英国的地位时,一些音乐领域的术语和专业名词诸如“头紧腹圆尾轻收”“打击乐”等等时,司徒汉先生还借助于手势为我解说。采访即将结束,司徒汉先生告诉我,他的夫人顾葆瑜女士也在歌剧院工作,是位“女高音”。可惜的是,     

珍藏在箱底的红盖头——采写《人民记者穆青》的故事之五

1997年10月，我到欧洲去看儿子。在北京等签证的一周，穆老又给我分出三个上午，主要谈“化大革命”时期。同时我与杨贵取得联系，到他家作了一次长谈，谈他修红旗渠时穆青对林县的采访和他对穆青的认识。     

我所认识的穆青

"与这样的人共事心里踏实" 我认识穆青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苏联舰队访问上海,我和戴煌奉总社之命去上海采访报道.我还记得,当时担任上海分社社长的穆青正在生病,面色苍白而虚弱.他躺在锦江饭店一间客房的沙发上,同我们一道研究报道.苏联舰队驶入黄浦江口情景的特写,就是他出的主意.戴煌搭乘一只小艇,冒着风浪颠簸,迎到外海发出第一篇新闻.另一次,则是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演出,我奉命随团采访再次到上海,也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报道的.     

十年走一步 热情依旧 尴尬依旧

从北京到香港转机再到台湾,一路处在媒体记者的追访之下,终于在2月8日晚7时左右,我与陈斌华两人抵达台湾,开始了首次到台湾驻点采访的行程。 走出飞机的座舱,迎面便是台湾媒体记者的围访。刹那间我有点时空错置的感觉,仿佛置身于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采访时的情境之中。那时,祖国大陆记者首次入台采访,走出两岸隔绝四十多年后新闻双向交流的第一步,引起了海峡两岸以及海外新闻舆论界的高度关注;十年后,祖国大陆记者首次入台驻点采访,两岸新闻交流迈开新的步伐,又引起了海内外新闻舆论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再次由“新闻记者”     

余光中和林清玄

·“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余光中的宗教是艺术余光中先生是台湾文坛泰斗,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方面成就斐然。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堪称当代诗坛健将、著名散文家、批评家、翻译家。在海内外文学界享有盛誉。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有幸对余先生作了专访。采访中余先生表现出的平易态度、睿智谈吐、渊博学识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令笔者深为感佩。从1992年第一次回大陆,余光中先生先后到大陆作过多次短期访问,对台湾与大陆文化气氛的不同深有感触。他     

第一个在部队给雷锋拍照的人——著名摄影家季增访谈录

“我今年77岁了!”前来北京参加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活动的季增先生。3月3日下午接受笔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这么介绍自己。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季增是雷锋入伍后第一个给他拍照的人．也是给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人之一．他既是雷锋生前的战友和密友．又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八千里路约旦行

今年,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亚洲区第一小组第一阶段的比赛,在约旦的伊尔比德举行,我有幸参加了采访工作,这也是第一次中央台派人到中东国家采访体育比赛。从北京乘飞机,中间换机到约旦首都安曼,绕地球转四分之一。行程八千余公里,一路上遇见颇多趣闻。巧遇“洋倒爷”5月18日,我们中央电台、电视台共六人从北京启程奔赴约旦。在首都机场和飞机上,遇到一大批罗马尼亚男女“倒爷”。     

从一本书到一套书--与余光中先生合作十年记

从2003年出版余光中先生第一本书算起,我与余先生的合作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的一天,我接到南京作家冯亦同先生的电话,他向我转递了一个信息,余光中先生有意在江苏文艺社出版一本散文集。余先生是海内外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化名人,在大陆一向不乏出版者,他选择江苏文艺社出版作品,理由十分简单,就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古都南京曾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样,仅仅因     

我见到的卡拉季奇

世界最简陋的“总统府”我第一次在波黑塞族控制区见到卡拉季奇是1993年7月,当时,中国记者对波黑的现场采访几乎还是空白。初到帕莱小镇,我不知道应当去找谁,便来到帕莱电视台。台长伊利亚·古吉瓦先生对我非常热情,我提出采访塞族议长克拉伊什尼克,他却说:“克拉伊什尼克还算不上我们的领袖,你第一次来,应当采访总统卡拉季奇。”     

一个小荒村竟成为我的"新闻富矿"

真没想到,在2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我竟与宁夏一个地处偏远、名不见经传、也毫无奇迹可言的小荒村结下不解之缘! 说实在的,第一次踏进那个小荒村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再次前往,更没有进一步采访的计划.是读者的关注和记者的责任感驱使我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深入那个小荒村采访.到2009年8月,我已是第五次踏访了.     

我为什么要追踪王兆国

一次成功的新闻实践,对于记者认识新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往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88年3月30日上午9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邀请上海、福建代表团负责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当他向中外记者介绍参加招待会的两个代表团成员时,人们发现上海代表团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员由代市长朱镕基领衔,而福建代表团却是一个副省长出席,省长王兆国没有与会。王兆国是中国政界令人瞩目的人物。他由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跃升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很快又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中日21世纪委员     

忆黎丁

<正>2014年8月14日夜10时,《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的朋友发来短信:黎丁先生今日去世了,享年96岁!黎丁是《光明日报》的资深高级编辑、京城著名的老报人。他生前有两个"头衔":中国文化名人活字典;京城冬泳寿星。初识黎丁我和黎丁认识是在1979年。那年春天,我奉命赴北京《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工作,暂借《光明日报》大楼609室办公。有一次,我在大楼底层食堂吃饭,一位朋友说要给我介绍一个老乡,把我拉到靠墙壁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指着对面的一位老者说,他就是你们泉州老乡。     

我见到的台湾同行

前不久,我随大陆新闻媒体参访团到台湾,因为团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去,少不了要好好看一回祖国的宝岛,并作一些采访,真正与台湾同行交流也就只有不长的三天。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中国时报》、《工商时     

笑在金秋送爽时——中国记协六届理事会一次会议侧记

(一)金色的秋天,十月的北京,中国新闻界75万同仁迎来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中国记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总书记来看大家来了!朱镕基总理、胡锦涛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也来了!     

贾植芳：苦难张扬的人生

贾植芳先生去世第二天．北京《新京报》记者张弘先生有电话来．一则告知贾先生去世事．二则采访。我只能如实相告,虽多次去上海．从未去拜访过贾先生。交往也仅二三事。对贾先生的认识,我也有个过程。     

话中有画

“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交税的企业家!不交税,我就不承认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朱镕基总理在听取湖南籍人大代表、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先生的汇报时,在众人大代表面前明确指出。 “从天之骄子到猪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个头条。”     

回首

回归新中国 四九年大陆就解放了．我要回来呀．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回来的。我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见到了夏公。夏公说你到北京去吧．北京要拍电影。我到了北京,本来以为要拍电影《红旗歌》,后来没能拍成．我就又到了长春。在那里拍了《红旗歌》。电影拍完后我又回到了北京．我和当时第一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说．我不能呆在长春了,长春太冷了,我这个南方人在那里实在是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