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的标志吗？

最近笔者偶然看到八年级《“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第三册）有这样一段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这里有个疑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的标志吗？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加快了合作的步伐。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抗战态度。8月22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这次合作具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述略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两次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以第二次合作，酝酿时间之长、历程之复杂曲折也非第一次能比。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主张

列宁在《论两个政权》一文中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为实现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任务,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权主张又必然要受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革命任务等诸因素的制约。纵观第二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发展的前后十几年中,为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多次调整了自己的政权主张,有力地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中间势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述评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间势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中间人士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最先提出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谋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国共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他们又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调解矛盾，平息内争，沟通歧见，防止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间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民族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意义

以《八一宣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亡力倡国共合作，几经努力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充分说明，团结就是力量。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的确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并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杭日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能够实现的原因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在斗争中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能在十年内战之后,再度携手,并肩御侮,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民族矛盾的激化是推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原因探微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实行第二次合作,笔者认为是合力的结晶,其中,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是客观基础,中间势力的促进是重要原因,国共两党间的互谅互让是关键.     

爱国主义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国共两党都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都主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都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帝斗争，这四个方面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中共从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及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采取何种方式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其转变的原因：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的主张。     

从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采取了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成为加强苏俄同孙中山联盟的决定环节。经过多方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然而由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实情不了解，过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因而注定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通过分析苏俄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国共合作。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坚持抗战，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示“基本上拥护此纲领”，并结合实际时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和有益改造，同时就如何开展这一运动在党内党外都作出了明确部署，使得这场运动在抗日根据地得以积极、有效的开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庸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恿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     

论国民党拒绝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原因

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实力认识不清,使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难以纳入国民党蒋介石的视野;谈判桌上的"以强欺弱",使其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把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对美苏矛盾的利用上,使其丧失了驾驭联合政府政治局势的可能性;对民主党派策略的失误,使其丧失了民心.这四方面的历史性错误使得国民党蒋介石无法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时代潮流,让"联合政府"的可行性选择瞬间化作了一片幻影.     

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转变过程,从刚开始的反对资本主义,并把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并列,到进一步的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现阶段中国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再到逐渐认识错误,对资本主义恢复理性认识。主要探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观。     

试析中共早期的中间党派观

1 92 7- 1 935年 ,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党自身的原因 ,使党没能理智、正确地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中间党派 ,反而将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从而给中国革命及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这为今天中共在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及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十三大以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政关系研究述评

中共党政关系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 ,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学者们围绕着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内部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错误倾向、党政分开的理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取得了颇为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