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前十五卷的前序刘向作驳议

林维纯先生“今年于《楚辞章句》１－１５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 室大臣刘向之手”的新说断然不能成立;《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的“（王逸）并叙而注之”与《选集注．离骚经小序》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说毫无疑义,即《楚辞章句》１９篇序全是王逸之所作。     

钱澄之《田间诗学·古序考》论析

宋代学界,疑古精神大兴,对《诗经》的解读也兴起一股废《序》言《诗》的潮流。清初钱澄之撰《田间诗学》,在该书《古序考》一文中综合前贤之论,主张要依《序》解《诗》。概括钱氏《诗》学观关于《小序》的论点有二条:一是《小序》不可废,首句可信而申续之文有待商榷;二是《小序》首句为采诗太师所题,申续之文为东汉卫宏续作。     

什么情况下才能“抒情”

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叫做《诗经》。《诗经》的每一首诗都有一篇序,叫做“小序”,在整个《诗经》的前面还有一个总的序言,称为《诗·大序》。在《诗·大序》中,有一段讲感情在写作中(或者说在作文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精彩极了,我看完全具有背诵价值:     

谈“序”

序,即序文,也叫序言,是一种文章体裁,比之如诗歌、小说一样。序是怎样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的呢?要探明缘由,恐怕还得从序字本身说起。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叙,古或假序为之。”这即是说“序”是“叙”的假借字,本字还应该是“叙”,而“序”可以当作“叙”来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用“序”,而东汉班固的《汉书·叙传》却用“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诗序"渊源及其他

诗序是与中国古典诗歌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最早的源头是和先秦时期的典籍与文章依附在一起的序文。现存的文献资料里保存最早的“序文”是“诗大序”,它是“诗序”这种文体的滥觞,而且对此后“诗序”创作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诗序产生是以萧统《文选》的问世为标志的。诗序在流变过程中,又有自序和他序、大序和小序、明序和暗序等不同的形式。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的批判和继承

《毛诗序》是汉学《诗经》的义疏中心,尽管它多以穿凿附会的方法曲解诗义,但因被托为圣贤所作,汉唐及宋初诸儒“皆不敢背弃《小序》,未有舍《序》而自为之说者。”诗本义一直晦暗难明,自北宋庆历(1042——1048)以后,疑古创新之风起,《毛诗序》的迷信地位开始动摇。欧阳修作《诗本义》,对《毛诗序》产生了怀疑,开创了宋人说诗的风气。其后,苏辙作《诗集传》,仅存各诗小序之首句,删去其     

关于《货殖列传序》的“序”

高中语文第四册的《货殖列传序》,是从《史记》节选出来的。查阅《史记》,只有《货殖列传》而没有《货殖列传序》。后人为什么加这个“序”字,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序”和“序”的类别等。“序”,也作“叙”。《尔雅·释诂上》:“叙,绪也。”清代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这样解释的:“绪也与叙声义同。《说文》云:‘绪,丝耑也。’盖有耑绪可以次叙,故叙又训绪也。”其中的“耑”就是“端”,意思是指事情的开头。由此可知,所谓序或叙,是本书或一篇文章正式内容之外的一段文字,一般(?)前面,或总论文章(书)的内容,或叙述其体例,或申述写作缘由。现代通常叫“序言”或“序文”。我国古代的序一般有文序(一篇文章的序言)、     

《诗序》当出谁手?

《毛诗·序》,分置于各篇之首,其中关睢序还分大序、小序,但诗序曾长期被认为不可信。这是因为:一、《尚书序》被认为不可信;二、郑司农早认为史记、汉书说孔子删诗不可信,孔颖达也说“迁言未可信”,自此,郑椎、朱熹、朱彝尊、崔述等人均认为不可信。因此,《诗序》也被认为不可信。王引之、康有为等先后经详细考证,认为《书序》出《史记》之后,非孔子所作。现在看来,过去一般不相信史公所书实属无据。《孔子世家》认为《书传》自孔氏,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说明史公是见过书传及其序的,否则何以述说。既如此,怎能说《书序》出史记之后。今《毛诗》有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和诗论著作,应该说是有很高价值的,问题是出于谁手?《后汉书。儒林传》曾记述:“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卫宏系东汉初人,《毛诗诂训传》西汉初已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何以晚出两百余年的卫宏能在《毛传》时为诗作序呢?郑玄与卫宏相去     

赋史述略

赋是一种非文非诗或是兼有诗歌散文特点的特殊文体.它既有散文的铺叙直陈而无其散漫无韵,它有诗歌的音韵节奏而又无其严整格律.但是,对于赋这一文体定义的界定,却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掌握的.《诗经·大雅·烝民》“毛传”云:“赋,布也.”王逸《楚辞章句》云:“赋,铺也.”刘熙《释名》云:“敷布其义谓之赋.”钟嵘《诗品》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文选·<文赋>注》云:“赋以陈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朱熹《诗集传》云:“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而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则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三都赋序> 》云:“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无非诗.”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诗与赋未离也.”又司马迁《司马相如叙传》云:“作辞以讽谏.”扬雄《甘泉赋序》云:“奏《甘泉赋》以风.”《羽猎赋序》云:“聊因《校猎赋》以风之.”皇甫谧《三都赋序》云:“昔之为文者,……本乎劝戒也.”又《西京杂记》记司马相如云:“赋家之心,包括宇宙.”又,“依类托寓.”皇甫谧《三都赋序》:“赋也者,所     

国风中的怨刺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把“怨”列为诗歌的四大作用之一。《诗序》说,“乱世之音怨以怒”,指出了“怨”诗是对乱世而发。《诗序》的首句可信者较多,其中指明风雅为怨刺诗者凡一百二十四篇。这说明《诗序》的作者很重视怨刺诗的作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所说的圣贤发愤之作,显然是指《诗经》中的怨刺诗。     

浅谈《扬州慢》中的小序

姜夔填词自出机杼,往往在主词前配以精致的“小序”,两者构成一篇完整的艺术品。《扬州慢》就是其中的一篇。词中小序写得自然朴质,气度从容;主词则委婉含蓄,情韵绵邈。它们一是散体,一是韵文;一则明表直叙,一则曲笔达意。互相补充,互相映衬,各具特色,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小序显然是后写的,它是在词人度曲倚声之后的回枪之笔。所谓“言之不足而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而咏歌之”是也。序的结尾“千岩老人以为有     

浅谈《愚溪诗序》中的“愚”

迁客骚人每游历山水必有所赋,柳宗元也未能出其囿,《八愚诗》就是其“寄情山水”之作,可惜今已亡佚;然与之相匹配的《八愚诗序》则幸存于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能以“愚”独步千古者,唯柳氏而已矣。《愚溪诗序》乃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书序,纵观全篇诗序总计545字,共有27个“愚”字统摄其中。一篇短文用如此之多的“愚”字实属罕见,但也决非偶然,实为柳氏有意为之。“愚”字有何寄寓?现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谈谈自己肤浅之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以“愚”宣泄诗人内心情怀柳宗元《愚溪诗序》中却…     

《诗·唐风·绸缪》别解

《诗·唐风·绸缎》三章句式相类,首章言“见此良人”,二章言“见此邂逅”,本章言“见此集者”。小序以此诗为“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姑无论小序之说确否,而此诗言婚姻,或言性爱,则是可以肯定的。《孟子》以“良人”为丈夫,但《诗经》之“良人”未必不是女子;《国语·周语》有“三女为第”之说,则‘“集者”指女子无疑。“‘邂逅”,毛传云：“‘解说（悦）之貌”,若以“良人”、‘“奖者”之实指人者类推,”‘邂逅”不当是“貌”,且“见此解悦之貌”也甚不辞。《诗经》多有数章反复吟咏一事之例,如《魏风·伐植…     

略谈赋比兴——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体会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又说:“赋也可以用”。什么是赋比兴?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问世之时,赋、比、兴的概念就出现了,并同风,雅、颂并称为诗之六义。从汉代郑玄等人注诗起,对诗之六义作过许多研究。孔颖达解《诗大序》时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     

关于《毛诗序》(上)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目录:序上,第一篇即卜子夏《毛诗序》。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引昭明太子李贤说:“大序是子夏全制”。此“大序”即指《文选》之《毛诗序》。李贤所据,是东汉郑玄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案,郑玄《诗谱》已亡,唯序存,附《毛诗正义》中,不见此语。仅《毛诗·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答张逸》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但是沈重却不引《郑志》,可能因为《诗谱》才是郑玄亲手写定的书。 可是郑玄没有摆出他所根据的资料。是有根据,或是出于推论?终是一个悬案。     

中国早期文论的海外英译与阐释——以《诗大序》为中心

作为“诗之大纲”的《诗大序》,不仅在传统中国关于诗的性质与功能阐释中具有权威性地位,其域外翻译与流传也甚广,在世界性诗学理论的表述中有着自身的特色与影响。二战后,随着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向美国的转移,有关《诗大序》的翻译与研究也聚集到美国的学术圈;与此同时,基于《诗大序》英译的成果,以华人学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研究也尝试激活《诗大序》的理论话语,使其跳脱《诗经》解读手册的单一功能,释放其与西方诗学对话的空间,彰显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生命力。     

关于《毛诗序》(下)

《诗序》自“诗者志之所之也”以下,都是附在《关睢序》里的毛诗大义。什么叫大义呢?大训重,即是重要的意义,其实是一些贯穿在全书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准备从“六义”、“四始”、“正变”和“二南”这几个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六义”:皮锡瑞氏《诗经通论》云:     

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

汉代传《诗》者有今古文之分,至郑玄集其大成;宋代说《诗》者又有“攻《序》”与“尊《序》”之争,至朱熹集其大成。他们虽然都是以所谓“经学态度”去注释研究《诗经》的,但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个各自统一过一个时代而又互相对立的《诗》学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异呢?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以“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为说,而视汉学为“章句之学”,宋学为“义理之学”,谓“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云云(《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以此泛泛地概括汉宋学术之异虽然也来为不可,但如径谓此即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异,则大不然。其不然之辨有二:     

宋诗话(上)

顾炎武《日知录》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唐诗之不能不降而为宋,亦势也。《沧浪诗话》谓唐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则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刘克庄《竹溪诗序》谓宋诗多“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言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言理,去三百篇远”,是轻宋     

析《狂人日记》的“小序”

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发表至今已六十多年了,但学术界对它的认识仍不一致,特别是对主人公狂人的看法还分歧颇大。这种情况,给这篇课文的教学带来了不少困难,令教者相当棘手。我们认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这种情形,与长期来研究者对《狂人日记》的“小序”有所忽略有很大关系。《狂人日记》的主体虽是“日记”,但“小序”也是很重要的,不可漠视。如果说“日记”只是狂人病时状况的展现的话,那么“小序”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篇相当完整的狂人小传:狂人早先曾在“中学校”学习,后来“大病”,“所患盖‘迫害狂’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