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的探索与实践——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例

大学出版社要依托学校充足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使出版社从单一的教材提供者逐渐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利用大学社资源优势,在教育领域联合打造内容、运营和服务综合数字出版平台,必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创新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必将成为大学出版社提高数字出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内容为王版权优先(上)——访联合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甫

当业者都在讨论如何虚实结合、借力使力时,台湾最大的报业集团联合报系斥资1.5亿元新台币(下同)成立了联合在线。有别于其他同业的数字内容制造商或数字内容提供者,联合在线将     

数字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的隐形及突围

数字出版时代,单本的学术期刊面对大型数据库已处于隐形状态,在期刊论文的海洋中,对于读者来说,已是“只见文不见刊”,学术期刊逐渐演变为大型数据库内容资源的“廉价提供者”.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期刊必须突围,通过“特色内容建设+有效传播平台”的双管齐下,形成对读者的内容吸引,并重建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认知,争夺数字出版时代的传播阵地.     

数字出版平台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以平台类型划分为视角

数字出版作为区别于传统出版的新模式,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传统的版权法与侵权法均制定于纸质出版时代,在调整数字出版平台所涉侵权行为时显得力不从心。当前的法律规定未考虑数字出版平台所涉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加之司法实务中未对数字出版平台的法律属性进行准确界定,由此造成了当前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和法律规则设置不完善的双重困境。本文通过对数字出版平台的法律属性进行划分,确定其具有网络内容提供者（ICP）与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ISP）两种不同属性,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开放型数字出版平台作为ISP应直接适用《民法典》关于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则,包括“避风港原则”与“红旗规则”。封闭型数字出版平台作为ICP对作品负有事先的审查义务,应对其出版的作品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人格权等合法权益进行合理审查,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探析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以安徽出版集团为例

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传统的纸质出版业逐渐向产业化、数字化、全球化方向发展.信息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在20世纪末开始向数字化出版转型.我国一些完成改企转制的大型出版集团从21世纪初开始也纷纷发力数字出版业,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05年开始制定数字出版战略,建设“中国数字出版网”;广东省出版集团2009年启动了“电子书包”项目;江西出版集团2000年开始与北大方正Apabi、书生、时代圣典等技术提供商开展合作,计划实现数字化出版流程管理、数字化内容管理、网络销售等,实现从传统的出版物提供者向数字时代内容服务商转型;安徽出版集团推出数字出版及新媒体业务,建立“智慧校园”和社区数字网络教育系统,2010年开通“时代e博”网上教育平台;陕西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也纷纷开拓数字出版领域,全国形成了十大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最”速度创造“最”新闻

“最”速度创造陕西广电“最”新闻,以“最”速度为契点打破传统媒体发展玻璃天花板,以独一无二的内容优势在融媒体时代以及未来的新闻世界里成为无以替代的新闻内容提供者。     

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下的盈利模式探寻

正与国外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充分发挥版权和内容优势、有效与技术结合、占据主导地位不同,目前我国数字出版的内容提供者、数字出版商绝大多数并非传统出版机构,而是技术提供商。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技术提供商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而传统出版社基本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网络内容提供者ICP的侵权责任——以数字图书馆为例

数字资源的大量出现和网络环境的迅速普及,导致了许多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的数字图书馆近年来也是诉讼纠纷不断.文章以数字图书馆为例,就网络内容提供者ICP侵权行为的构成、侵权归责原则,侵权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用户创造内容”跨媒体利用的版权实践及逻辑进路

联合数字传播及出版发行等方式利用“用户创造内容”是促进媒体深度融合,推进数字版权生态系统建设的微观要义。实践中网络用户服务协议对利用“用户创造内容”的约定存在跨媒体利用关注度不高、未有效联合版权法的制度优势和网络空间的技术特色、标准缺失等不足。结合跨媒体利用“用户创造内容”的已有实践,同时以遵循版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及价值共创理论等为逻辑指导,提出在多场景中以类型化方式推进“用户创造内容”跨媒体利用的观点及方案,旨在高效发挥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各自优势,整合信息资源,实现“用户创造内容”版权价值的充分释放。     

用数字化实现高校学报的专业化

无论是专业性学报的“专”和“集中”,还是综合性学报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归结起来,其作用都表现在它是文献内容的提供者.从文献应用角度和学科分析角度看,数字化打破了高校学报综合性和专业性学报的边界,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高校学报专业性和综合性选择这一两难问题的突破口和融合点.数字出版的在线、互动、搜索引擎和大储存量,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数字出版“拐点”悄然而来

出版社加强对内容资源的控制 “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以反对数字出版商的霸权”,对于数字出版商以控制内容资源为目的的合作模式,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在不同场合喊出了反对的声音,明确表示不愿受制于人,“我们不会将出版社的资源贱卖!”商务印书馆信息中心主任、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勇透露,商务印书馆正在通过谈判,给数字出版商施压,以使其回归“技术提供商”的角色定位,并由出版社来提出给数字出版商的利润分成方案,     

期刊数字化版权问题

2010年5月27日,湖南师范大学魏剑美副教授,状告龙源期刊网站,在没有获得其数字版权的情况下,登载其58篇文章,以及照片。但在这次龙源期刊网事件中,作者只告了龙源,没有告期刊社,龙源也没有追加被告,是期刊社没有任何责任吗?而在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网络内容提供者ICP,责任高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阻碍期刊数字出版发展有版权和标准两个问题。自面世以来,数字出版的传播方式和盈利模式得到了国际上     

数字出版物转载、摘编的法律权利探析

由于技术提供者与内容提供者的分离,转载、摘编在我国数字出版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在数字出版领域,转载、摘编他人已发表作品进行网络传播者必须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明文许可。数字出版物编辑在转载、摘编时需注意:分清"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使用";转载传统出版商推出的汇编作品时,要根据情况取得不同的许可;将自己通过转载、摘编方式形成的文摘类传统出版物予以数字化出版时仍需再次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电子书的无聊游戏

正说到电子书,我一直是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工具的名词来理解的。因为在数字阅读的概念里,所有跟内容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数字出版或数字内容,所以电子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者什么具象的东西,反倒不是很重要了。只不过,在数字阅读的商业逻辑里,电子书(包括电子书包)一直是被扭曲的一个存在,因为所谓的内容提供者们总是不自觉地脱离了内容本身之后在玩儿所谓的数字出版和阅读创新。可事实,又应当如何?     

业界动向

两岸联合举办数字出版研讨会数字化为图书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数字内容成为21世纪的明星产业。为提升华文出版在数字领域的竞争能力,5月22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电子与网络出版工作者委员会和台北市出版商业同业公会、财团法人中华出版基金会、UND联合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市立图书馆联合举办了“2006海峡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化发展研讨会暨数字出版及数字典藏成果观摩展”。两岸参会者就两岸数字出版现状与展望,人才培养,学术与产业互动,以及数字典藏成果分享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大陆20余位学者、专家和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中…     

数字智能时代的知识秩序与出版范式转型探析

出版的本质是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实践。在互联网的媒介物质性作用下，数字智能时代的知识秩序以链接、多重拼贴、生成性和混杂性为主要特征。一方面，颠覆了印刷时代对“知识”的定义，由此带来知识生产空间的极大释放。另一方面，随着“被动的”读者转向“能动的”用户，图书出版也由传统的知识产品生产者转为知识服务提供者。在万物互联的网络社会中，一种对出版的新的想象由此打开：数字智能时代的图书出版通过跨媒介叙事进行内容生产，搭建贯通线上线下的新型知识服务空间，打造具有公共文化属性的知识服务平台。     

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例

基于大出版理念,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关联日益增强,在出版产业链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消费者到出版者,从以往单纯的出版社大客户发展成为出版社的合作者、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出版者。伴随着图书馆服务模式的转型发展,图书馆以传统采购商、技术提供者、出版主体、内容提供者等多种方式融合到数字出版中来,在基于网络的科学传播体系和学术传播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微型数字人文合作实践——以奥古斯丁学术研究史梳理为例

目前数字人文实践集中于技术雄厚且团队庞大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少涉及资源受限场景。高校图书馆员在实践环节中较多提供单环节或单要素服务。文章以奥古斯丁学术研究史梳理为实践项目,采用书目控制和文献循证为研究方法,开展馆员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微型数字人文合作,总结出资源受限下的微型数字人文合作全流程机制。该机制由“高效沟通为导向的需求分析”“学科属性为视角的数据处理”“研究问题为主导的结果呈现”三环节组成。微型数字人文合作机制有助于人文学者在资源受限时开展数字人文研究,馆员在微型数字人文合作中从资源提供者向学术协作者转变,进一步提升跨学科服务能力。     

NFT数字出版平台视野下“必要措施”规则的检讨——以“NFT侵权第一案”为镜鉴

伴随虚拟货币潮流，数字出版领域的NFT热潮方兴未艾，已被广泛应用在音乐、画作、文字、影像等数字出版领域。在传统的“通知删除”的规则下，数字出版平台只要收到权利人通知时加以删除，就可能被豁免侵权责任。但是，NFT数字出版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性，以往的删除措施已无法达到停止侵权的效果，如果加重NFT数字出版平台的内容审核义务又可能延缓新型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进程，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有赖于司法机关对《民法典》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必要措施”的认定。对此，司法机关宜以界定和量化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必要措施的类型、时效及规模。在必要措施类型界定方面，综合考虑技术的可行性、措施的多元性等。在量化标准方面，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导，结合平台的规模、服务类型、初步证据、严重程度等审慎考虑。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内容加工平台”项目获科技部立项

日前,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数字内容加工平台”获科技部、财政部审批通过,资金已全额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