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作为地理政区概念的变迁研究

在中国漫长的政区发展史中,"兖州"作为政区经历了从地理单元到一级政区的变化,又实现了从一级政区到二级三级政区的演变。在地域范围上"兖州"又出现了由北向南发展,由西向东收缩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政治上讲是由于上古政区崇拜到实用主义的变化;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则与南北朝以后兖州治所位置的固定有关,从城市发展角度讲对兖州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滞后表现也有着重要影响。     

论唐代都督府政区的发展与衰落

都督府政区是唐代地方高级行政区域。本文首先论述都督府政区与州政区间的关系,强调两者是上级与下级的统属关系,绝非同级政区之并列关系,并历述都督府政区的诸多特征。接着重点探讨唐代都督府政区的发展变化和建制沿革。继而论述唐代后期都督府制与节度司制的沿革关系,认为就管理职权而言,两者是前后继承关系,节度司政区系取代都督府政区而兴起;就机构实体而论,两者则是主从同时并存之关系,从而使都督府建制在不同时期的行政地位更为明确。     

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一)

元王朝是古代政区建置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北方汉地政区的变化,主要有蒙古时期的“画境之制”和世祖朝投下食邑置路州等。江南行政建置变动,表现为以十一宣慰司取代南宋十一路,又依户口数实施州县升路升州之类的改造。另一项建树是创立了行省制。边疆政区变化又在于直接治理型的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及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取代羁縻州。引起政区建置显著变动的背景,首先是辽、宋、金地方政区建置的不断累加及发展变异,其次是蒙古因素的影响,前者侧重于路府州县及宣慰司等政区形式的外在惯性继承,后者表现得比较分散和不连贯,又往往与前者交互发生作用。     

清代政区“厅”探析

政区"厅"伴随着明清时期同知通判职责的演变而出现。清代政区"厅"的设立数量波动显著,整体规模不断扩大;设立来源逐渐丰富;隶属关系复杂,其变化多与层级调整有关;空间分布广泛,总体上呈现"边缘性"。清代政区"厅"以同知、通判为正印官,部分政区"厅"设有武职官员。政区"厅"具有管理边疆紧要之地,对外巩固边防;管理难管之地,对内强化统治,这两个特殊职责。它帮助清廷实现了疆土的全面政区化;有助于解决旗民杂处问题;提高行政效能,维护地方稳定;充实和巩固边防,促进疆土的开发利用和汉族文化的播迁。     

隋唐时期陕州行政区划的变革及其原因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尤其是军事形势和户数人口的变化,各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多有变革,陕州处于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之间,又跨越黄河,在隋唐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行政区划的变革及其原因值得探析。从隋唐时期陕州的基层政区和高层政区两个方面入手,对其行政区划的变革做一细致考察并探究其变化原因。     

论明清时期广西的历史进程与政区响应——以“道”的演变为中心

明清时期"道"从布政司、按察司的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一级准政区,是地方行政制度上的一大变化。广西"道"的设置演变,既具有与内地的一致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明王朝对广西经略的强化、清前期的改土归流和清末的边疆危机,导致广西"道"的设置和辖区频繁调整,充分反映出区域历史进程对政区设置演变的影响。以"道"为中心的政区设置的演变,对广西区域历史进程和边防建设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唐代“府”、“道”和“方镇”成为地方政区及其对后世地方政区制度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地方政区沿革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玄宗时把“府”加入到地方行政区划中来,唐太宗时设置的“道”和唐睿宗时变成正式建制的节度使辖区（方镇）在唐朝后期逐渐跃居州（府）之上成为地方一级政区,使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逐渐由简单的州——县二级制经州（府）——县二级制最终转变为道（镇）——州（府）——县三级制。府、道和方镇（节度使辖区）成为地方政区对后世地方政区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范式的转换——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进程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经历了从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到政治地理的范式转换.沿革地理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可分为史料编纂、考证订讹、历代大势的研究阶段.与传统的政区沿革着重于政区的历时变化不同,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历史政区地理强调共时的政区结构.90年代逐渐出现的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政治过程对于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等.对中国学者而言,不仅有丰富的文献遗存可以凭借,而且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留下大量思考成果,因此使得政治地理的研究有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研究空间,前景广阔.     

量化调整山西省市县政区的探讨

山西省是全国市县平均规模最小的省级区,调整该省市县政区,可以克服山西省市县政区规模偏小的弊病.通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现存山西省现有市县政区进行分析、对比,采用规范量化市县政区人口数量和面积规模的具体指标来撤并市县政区,将107个市县政区调整为63个,并将11个地级区调整为9个.     

清代丰镇地方的政区演变与社会变迁

明清鼎革，长城一带景观变化明显。漠南本为蒙古游牧之地，清廷开疆拓土，以往作为边疆的长城被纳入腹地，大量汉族移民前往口外务农经商。随着族群关系变化，清代也在不断进行着行政建置的调试，不少蒙晋交界地带的政区建置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丰镇地区就从蒙古游牧地演变为卫所，再改为厅。政区变动是表象，背后关涉族群关系、土地利用、行政管理、治理策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拟以丰镇为个案，系统讨论政区设置、地方社会变迁与边疆管理方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河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与经济特点

河北解放区是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北等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中共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经济建设有许多开拓与创新。解放区的经济有3个基本特点：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是为战争服务的战时经济；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服务的经济。     

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依据近年统计资料选取了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8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北省114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同时结合当前河北省行政区划调整的实际，从整体上分析了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对当前财政形势与政策取向的理论思考

1994年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我国发挥财政职能,提高财政效率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端已逐渐显现出来。必须进行相应改革。章试从这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度安排。     

河北省省属高校学分制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把脉省情,从省级行政部门和高校内部两个层面寻求河北省高校实行学分制的政策支撑与保障。建立学分制的运行机制和学分制的支持保障系统,是省属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是促进河北省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政府权力扩张的原因及其后果

政府权力扩张是二战后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普遍趋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不约而同地显现了这一趋势。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事务的复杂性和突发性是其外部原因;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协作的脆弱性是其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客观上也促使了现代政府权力的扩张。现代政府扩张的后果是:民主的危机、自由的危机和公共精神的危机。     

浅析郡县制的渊源

我国郡县制由最初的郡县混治,郡县分离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以郡统县的局面,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由确立走向完善的过程.对后世的地方行政区划的确立和改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生态分析

随着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改革战略应当及时地由过去的“孤军深入”调整到“配套推进”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症结主要不在于自身,而是在于与它紧密相关的各种生态要素,它包括自然、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国际等七个环境因素。必须从这些要素的综合考察出发,才能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实施“配套推进”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行政区划变迁

当今安徽的行政区划在明朝时期初具雏形,在清朝时正式设立。明朝时期安徽全境首次被纳入一个行政区划,凤阳府的设置和督抚辖区的划分,使得安徽省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清朝康熙六年(1667)苏皖分省,安徽省在历史上始出现,经过雍正年间对省以下州府县的调整,安徽省的政区机构大致确定。经历了明清五百余年,从无到有再到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行政系统,安徽地区行政区划的这些变化背后蕴含着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了解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当今安徽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资源配置有着积极意义。     

河北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机制实证分析与改进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河北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得出的结论是河北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薪酬激励效果不显著,据此提出薪酬激励机制的改进建议。     

石家庄的发展困境与“三T＋三C”发展思路

石家庄是京南第一个大都市,依托区位优势和省会优势,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石家庄也面临很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区位困境、京津石三角困境、行政中心与区域经济中心不对称困境、“石保城市子团”困境等。京津冀原本同属一个行政区划,京津独立为直辖市后．河北省与京津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在城市化进程中,京津冀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三地均衡发展。“三T＋三C”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选择,“三T”即以石家庄为核心向北、向东和向南联系更广泛区域的三个三角形．“三C”即以石家庄为核心的三个城市环。在这种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城市体系构建思路下。石家庄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通过构建京南城市群与京津呼应,并且能够与山东建立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