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不可随便

报刊上的“随笔”逐渐多起来了。人民日报开辟了《市场随笔》专栏后,登了不少好文章,这些文章写得生动、泼辣,引人爱看。如题为《字号老也要店风好》这篇(见2月26日第三版。以下简称“字号”篇),就写得较好。也有个别篇章,如题为《请看看左邻右舍》这篇(见2月13日第三版。以下简称“请看”篇),写得就不够好。“字号”篇说的是北京天源酱园的事情。作者有一天走进这家店门,看见有两位售货员     

吴国光其人其事

到底有几个吴国光?北京某个新闻单位的一位同志就曾向人打听:‘有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吴国光,有个写杂文的吴国光,还有一个搞文学批评的昊国光……是重名.还是同一个人呢?”好象是为这疑惑提供证,1988年第3期《新华文摘》选了两篇署名‘昊国光”的文章,一篇题为《论政治开放》,另一篇是关于中篇     

小题当大作——“以小见大”现象剖析

“一滴水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小的新闻事实也可以表现大的新闻主题。本文试图对新闻媒介中的“以小见大”现象作些剖视。先让我们看两则报道。《洪湖报》1988年4月28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酒不卖开车人》的消息,写的是饮食个体户刘成林不卖酒给开车人的事。《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是刊登在1980年6月15日《孝感报》上的一篇小通讯,写的是会计伢在分油时嫌王二婆的油壶小了的事。这两篇报道都不足300字,可谓事情小,篇幅也小,但这两篇报道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前者获得了     

末世和新纪元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英国人写了一本书,题为《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world)。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一再震撼着世界——从“辛亥”、“五四”,到1949年共产     

两则“村级新闻”获奖感言

1987年和1988年,我写的两篇短新闻分别获得了江苏省好新闻三等奖和全国科技报优秀作品三等奖。区区“三等奖”本不值一提,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则新闻,一则题为《牡丹村持之以恒建设规范化农田》,另一则题为《新淤村提水养鱼改造低产农田获得成功》,写的都是小小一个村的事。但都有幸登上了同一家报纸——《江苏农业科技报》的头版头条,而且都能被推出去参加评奖。是不是多数新闻单位都看重“村级新闻”?恐怕不见得。笔者学习写稿近三十年来,这样的事碰到过不止一次:有时采写一个乡或一个县属工厂的新闻之后,就教于县里时常用稿的高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省以上报纸、电台没把握,一个乡的稿子打不出     

读《求求媒体》

84岁高龄的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应《人民日报》“美术世界”副刊之约,用那支幽默的笔,写了一篇题为《求求媒体》的顺口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意见,也很有杂文味,这里顺手写下一点读后感。 * “不送精神红包、‘大师’高帽。”时下,媒体上“精神红包”不少,好话说尽,“高帽”如云:一位青年演员才主演了两出戏,报上就称他为“著名艺     

我与广播电视

我与广播电视路遥不幸英年早逝的著名中年作家路遥，在他完成百万余字的《平凡的世界》后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与广播电视》的文章，对“先声夺人”的广播给予由衷的称赞：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     

如此“预见”

日前,在《贵州日报》三版读到一篇题为《中国未来的“马拉多纳”》的通讯。看到标题,我这个球迷好不高兴,中国出了个未来的“马拉多纳”,这无疑给在几次世界大赛中受挫的中国足球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读罢全文,我高兴之情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倒是有点受骗的感觉。通讯写的是武汉市一位叫张贞杰的十岁儿童在一次全国性儿童足球赛上崭露头角的事。通讯称他     

《面对港客的桃色梦》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河北省《女子世界》杂志今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该刊记者刘放采写的“报道”,题为《面对港客的桃色梦》。据报道称:桂林市旅游公司的一位业务科长,接受一个香港客人的五百元港币,答应为其“介绍一个姑娘”。在先后介绍去的两位导游员拒绝了港客的无理要求后,业务科长干脆将自己的女儿介绍去。事情败露后,业务科长被判处有     

人权理论研究的一部最新佳作——简评《人权:从世界到中国——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由谷春德、郑杭生两位教授主编的《人权：从世界到中国———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是一部全面研究国际和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该书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并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该书共分五篇２４章，从国际人权的新情况、新进展的系统概括导入，进而从历史、理论到实践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该书具有以下特点和优点：一是全面性和系统性。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世界人权历史和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对中国人权理论与实…     

一部随意性过大的《中国传记文学史》

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以下简称《传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的出版,结束了中国传记文学“无史”的局面,本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所表现出的过大的随意性,大大削弱了其学术价值。这种随意性主要表现在颠倒了传记文学的根本特征及某些不够公允的论断上。 看过《传史》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聊斋志异》这部“借说鬼谈狐以浇胸中块垒”（《传史》）456页）的书,实属架空设幻之作,竟然被收进了传记文学史中。该书第8章第6节重点描述了作为传记文学的《聊斋》,并选登了三篇作为范本,篇篇写鬼神狐怪,荒诞神异。传记文学是以记载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其根本特征的,这是基本常识。如果连花妖狐怪都可以作传玉,那还有什么题材不可以算传记文学呢?无怪有人讥之为“新聊斋”、     

“分类排架粗分,分类目录细分”是图书改编的一种好方法

我在1981年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对读者分类目录组织方法的探讨》,另一篇题为《“双组类号制”方案初探》。写这两篇文章的背景是1980年《中图法》二版问世后,许多馆面临着改编问题,我本人所在的馆当时有二十万册藏书原使用的是《中小型图书分类表》,也急待改编,大量的改书改卡,使得图书改编工作困难重重。面对着图书改编的现实,我一直思     

"求真"为宗旨 "雕虫"费思量——《雕虫集》读后

《雕虫集》易孟醇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3易孟醇是湖南出版界的一位资深编辑、知名学者,学兼文史哲,编辑过许多有分量的书籍,自己也写过相当数量的文章和著作。离休后仍治学不已,笔耕不辍,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已至。不久前他将自己多年来写作发表的论文筛选了近60篇,结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谦虚地取名为《雕虫集》。细读该书,感到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求真”,一文一字,皆以求真为宗旨。“求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暗示”在批评报道中的特殊作用

所谓暗示,就是报道某种事实时有意不把要害挑明。“暗示”这种写作手法,在批评性新闻报道中能够发挥它的特殊作用。1991年《湖北监察》杂志第7期刊载了一篇题为《田厂长和他的97张票据》的通讯。写的是一位厂长被人匿名举报有严重的受贿问题,三级监察部     

一种新闻观点的迷误——对秋田草君的“进言”

去年3月间,我看到1988年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的作品后,写了两篇评论,短的一篇题为《反映时代风貌与展览脓疮——全国新闻摄影十佳作品之我见》,发表于山东齐鲁晚报;长的一篇题为《商榷与反思——漫评1988年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作品)评选》,有幸在《中国记者》第7期刊载。《中国记者》同时发表了齐鲁晚报曾刊登的秋田草写的《与以往不同的新闻观——向孙吴先生进言》,即反驳我那篇短文,并加编者按语,希望开展讨论,“以促进新闻摄影改革的深化”。讨论正在进行,现在我想借此机会,先对秋君的“进言”作一答复。“进言”首先否定我对“十佳”“多数作品不佳,基     

关于《“最近”的妙用》的说明

新闻战线编辑部: 新闻战线1990年第五期《读者论坛》罗造庭同志写的《“最近”的妙用》一文,批评我社在处理《广东惠州市举办“苏东坡在惠州”书画展览》消息一事,我们认为,说原稿因写“春节期间展出”而被退回是实,说改动两字就“起死回生”却不尽然。我们处理这篇稿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春节过后,我们收到中共惠州市委宣传办公室发来这篇稿件,因见原稿写明书画展是在“春节期     

戴震与《四库全书总目》

有人认为四库“经部属之戴东原”，也有人持“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说”，《戴东原先生年谱》与《戴震全集》均将被收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仪礼集释》等十四篇永乐大典本的卷首提要理所当然地视为戴震之作。第一种说法虽经一些学者反驳，但仍然有人在引用；后两种说法则无人怀疑。本文拟对上述说法进行澄清。     

“江森事件”与犯罪新闻报道

由日本新闻协会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1985年第6期以“江崎、森永事件”为题,一口气发表了五篇讨论文章,刊登在显要位置上。这五篇文章分别由神户新闻社高犁柳太郎(题为《地方报纸的立场》)、读卖新闻社社会部次长塚田信胜(题为《应该写的和不应该     

“西泠”非“西冷”

“泠”与“冷”两字可能由于字形相似,故往往有人认为彼此是一码事。因此,时下有些报纸上的文章常常把“西泠”写为“西冷”。例如,《天津老年时报》2001年9月15日第4版,在题为《开国大印是何人刻制?》一文中写道:“……即向杭州西冷印社创始人……”;又如,江苏《扬子晚报》1999年12月15日 B19版,在题为《金陵八旬翁家藏三件宝》一文中写道:“……石老早年从学西冷印社社长……”。等等,不再一一赘举。其实,上述二例中的“西冷”系“西泠”之误,     

练好记者的第一基本功 身入且心入 观察与思考

在去年４月７日的《四川交通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题为《洒向故土都是爱》的人物通讯。该作品的主人翁胡伯忠,是我继１９８９年４月以来所宣传的我省著名的两位“路县长”,即洪雅县原县长徐启斌,绵竹县原副县长、外号人称“孙老太婆”的孙国秀以后的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