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八旗汉军特殊作用浅议

八旗汉军——满语称＂乌真超哈＂,即装备火器作战的重装步兵。作为八旗满、蒙、汉三大组成部分中最后完成的拼图,编成于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年）的八旗汉军在政治角力与武力运用上对清军入关进而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清初八旗汉军运用火器征战、充任地方文武官员、笼络汉人及连接满汉关系等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     

“三藩之乱”后耿氏家族编立佐领及袭职考——以正黄旗汉军佐领印轴为中心

“三藩之乱”后的余部处置问题,近年来为学者所关注。制作于乾隆五年并陆续添写至光绪二十八年的正黄旗汉军佐领印轴,详细地记载了“三藩之乱”后耿氏家族在京部众编立汉军佐领的始末,以及佐领的袭职信息。相关记载弥补了《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八旗基本文献中缺失的信息,无论对于研究“三藩之乱”后余部的处置问题,还是八旗汉军佐领及佐领下的“诸姓宗族”现象,以及相关的职官、司法等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标准刍议

为了巩固统治,清廷在入关后即确立了对八旗的"恩养"政策,但随着八旗人丁的大量繁衍以及物价上涨、奢靡日甚等原因,八旗生计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八旗中的汉军在乾隆初年率先奉旨出旗为民。在出旗过程中,清廷并不是漫无目的地草率裁撤,而是有选择地按地域和军种批次出旗,并尽力加以安置。综合起来,限定汉军出旗的标准包括:禁旅还是驻防的八旗汉军,降清时间先后及归降后的功绩多寡,出身地位及日常表现情况,出旗后的生存能力及适应性。"汉军出旗"是清代八旗制度的重大调整,它所引发的旗民之间身份变化是清廷调整社会内部矛盾和对各势力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也与清朝统治者对待汉军的一贯态度息息相关。     

从汉军职缺缩减试析雍正朝行政困境

雍正朝为解决八旗满洲生计,而采取缩减汉军职缺措施。这背离了雍正帝"满洲、汉军、汉人俱视为一体"的政治主张。实行的结果是满官稍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洲生计问题,却造成汉军、汉人官员仕途壅滞,产生更为严重的吏治恶果。这种行政困境主要是因为清朝固守八旗制度而解决满洲就业问题造成的。     

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创立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这是八旗组织下首个"火器营",囊括汉军马甲总数的2/3,专习火器,堪称精兵之薮。清朝建立汉军火器营的原因,是为消化、利用藩下兵卒,尤其是在前明接受西法训练,精通火器的孔有德、耿仲明旧属。此外,尚有应付西北边情的原因。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卫拉特蒙古威胁,特别是准噶尔崛起,雄踞中亚,令清朝芒刺在背,筹谋应对之策。成立汉军火器营,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蒙古骑兵,是康熙君臣在武力方面的预备。     

“牛录”——“八旗”

早期满族出兵、校猎时,按族党、村寨组织队伍,每十人为一牛录,设一长官,名牛录额真.1601年努尔哈赤又编定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又分为黄、白、红、蓝四旗,仍设一牛录额真.1615年以牛录为基本单位正式建立八旗制度: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这些额真后来分别改称章京、佐领、参领、都统等).每固山额真所率领的即是一个旗.计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到皇太极时又先后成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习惯仍称八旗.八旗官员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充当将领.起初,八旗兵     

论道光朝前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

驻防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军事、社会组织制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道光朝前期,由于驻防官员贪污腐败及八旗子弟奢侈堕落,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道光帝采取了＂汉军出旗＂、严查抱养冒籍、添设养育兵等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八旗制度的衰落。     

试论《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的关系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社会制度，清历朝皇帝认为它是“国家之根本”。因此，由官方先后编纂了两部重要文献，分别命名为《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两部文献既有关系，又有不同。因此，笔者利用有关档案文献、历史文献及学者研究成果，明确了清朝八旗制度方面的重要文献《八旗通志初集》之“初集”称谓的来历和产生的具体时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称谓的产生与嘉庆年间成书的《钦定八旗通志》没有直接关系。再次，针对《钦定八旗通志》被称为是M《八旗通志初集》的续编或二编的看法，提出了两部《八旗通志》既有联系又是完全独立的两部文献的看法。     

杜威研究的又一力作——读《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

国内学者对杜威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919年杜威访华,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以来,杜威就从未走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杜威研究高潮。杜威研究的领域明显拓展,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多,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八旗诗史案

以满族为中心,兼及汉军、蒙古的清代八旗文学集群,成熟于康熙朝前三十年,升华于乾隆一朝。康、雍、乾三朝"盛世"交替之际的权力争斗中,宗室族众备尝生死荣辱,从而与汉文化中深厚累积之人生理念、生命体审相撞击,成为横逸于皇权藩篱之外的丛丛寒花。本文在对顺、康至嘉、道数朝八旗人文态势生成史程与内因的架构中,以顺、康之际的高塞为先期范型,继以雍、乾时期的恒仁、永忠两代诗人为典型个案,抉示八旗诗群的沉痛心史及实质,从而提出文学史中被轻忽的一个命题:八旗文学应自成专著,其中以诗一体言尤可独撰诗史。     

试论清朝八旗军衰落的经济原因

清太祖努尔哈赤顺应时代创立的八旗禁旅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满族和大清帝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后来 ,逐渐衰落至湮灭 ,就经济上来说 ,其主要原因是 :(一 )清朝的经济保护政策 ;(二 )清朝政府八旗驻防财政的困难 ;(三 )清朝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     

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屡战屡败,于是派出众多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召募乡勇,与太平军对抗,粤勇随之产生。粤勇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粤勇没有出色的领袖人物,未能像湘勇成为湘军、淮勇成为淮军那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粤勇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清代北京的科举考试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既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又结束了科举制度。清代北京的科举制度大致和明朝相同,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即对八旗,特别是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尤其关照。在顺天府乡试名额中,人数很少的满族却和人数众多的汉族相等,而且考试要求很低。鉴于顺天府的特殊地位,顺天府乡试第一场试题由皇帝钦定,后两场试题也要经皇帝同意,顺治和乾隆甚至亲自规定顺天府乡试生员取中名额。清朝北京的科举考试虽然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诏令的颁布,其被最终废止。     

汉字结构研究评议

自“六书”始,历来学者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探索。从传统的“六书”“三书”理论到如今的“字符”、“字素”等新术语的出现,汉字结构的探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发展脉络。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清了汉字结构研究中要区分造字法、用字法、汉字的动态构造方法与字形的静态结构的重要性。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脉络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播形式,它与佛经的翻译几乎同步展开,最早的讲经活动始于汉末魏初,并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至隋唐而大盛.讲经活动于唐时分化出僧讲和俗讲,僧讲以讲经、讲律、讲宗并举,制度较为完备、稳定;俗讲形式变化较大,宋以后仍有变异.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之一,对其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发展变化特点,也可看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清代满城功能探析

公元1644年,清八旗劲旅入关后,在全国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进行驻防,形成八旗驻防制度。满城,即八旗兵的驻防城,也是八旗驻防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地。从顺治初到乾隆末近一百四十余年陆续建成,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满城,与清代八旗驻防同兴衰相始终,它对于增强清政府的军防力量,加强行政统治,促进各驻防地的经济开发,以及文化的传承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清代满城所发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进行了初步探析。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开发文学在大众文化市场中的独特价值

文章从《军队的女儿》及《桑那高地的太阳》出发，追溯新疆汉民族文学发展的脉络，力求建立其文学发展的谱系，尤其是挖掘其文学所独有的地域特色及人文精神的内涵。新疆汉民族文学中原始自然景观的文化呈现及竭力张扬的创业意识与开拓精神，是对英雄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对中国人征服自然与超越自我的再现与讴歌。它成为今天日益消费化、颓废化的商品社会的警醒，能在某种意义上解答当前社会转型中人的精神价值趋向问题。无疑，它是今天西部大开发中精神资源的一种极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