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英译历史悠久,作品丰富。作为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坚人物,陈荣捷对《道德经》的英译密切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裔学者逐步加入到英译《道德经》的队伍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主导《道德经》英译的局面。陈荣捷不仅对它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介,还亲自将《道德经》和王弼《老子注》翻译成英语,为海外高校和学术界提供了可靠的经典读本。陈荣捷的译介工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西方《道德经》英译中的神秘化和宗教化倾向,凸显了《道德经》的哲学意蕴。     

释“道”——最早《道德经》英语全译本注释研究

在《道德经》的三个最早英译本中,湛约翰、巴富尔和理雅各通过语法注释、语义注释、引言注释和篇末按语等注释方式辅助翻译。这些注释一方面帮助读者疏通文意,给予读者适当的文化解读,以使《道德经》英译本更好地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为《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的汉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位身份相殊的翻译家不同的翻译目的;同时,这些注释方式在现代汉学西渐与翻译实践中也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陈荣捷英译《道德经》的杂合特点研究

文化的杂合性普遍存在,只要有文化接触就会有杂合。在翻译中无论译者采取哪种策略,其译文语言都会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从而带有杂合色彩。陈荣捷以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为主要目的,在翻译时自觉保护中国传统话语的特点,以凸显中西文化之不同,因此,他的英译《道德经》具有典型的杂合特征。在语言层面,他把较多的原语文本的语言特征引进了目的语文本;在文化方面,他将原语的某些文化特征引入了目的语文化;在文学方面,他将目的语读者所不熟悉的一种文学样式引进了目的语文本。陈荣捷的译文既充分传达了原文文化特色,又准确传达了原文哲学含义,凸显了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张力的存在。     

陈荣捷《近思录》英译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形式多样,功能各异,是翻译文本的有效补充,对源语文化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华人哲学家陈荣捷1967年出版了首个《近思录》英文译本,该译本使用了丰富的副文本元素,是译者哲学研究和翻译的深度结合。以副文本为研究切入点,梳理陈荣捷《近思录》译本中的副文本类型及功能,并探究副文本对翻译文化的建构作用,促进朱子理学文化形象的建构和朱子理学在西方的传播。     

互文性理论视域下《道德经》英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在互文性视域下,翻译不仅是文字层面的互文性转换,而且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互文性融合。译者的翻译策略会受到其所处的两种互文性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它们之间有抗衡,也有迎合。从互文性维度梳理了《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历程中不同时期的翻译特点,并分析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期为《道德经》英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从《道德经》虚静观英译论典籍译者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

文章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对《道德经》中“虚”“静”观的不同英译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具备生态伦理意识的《道德经》英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有更强生命力;翻译的生态伦理意识是将翻译的主体即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看成一个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培养典籍译者的生态伦理意识对全球化语境下汉语文化的传介与目的语文化的建构均有重要意义,其途径主要有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     

陈荣捷英译《传习录》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作为翻译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递着多样化信息,对译本研究具有启示意义。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中,副文本担当着重要角色,但相关研究屈指可数。本研究聚焦陈荣捷英译《传习录》的副文本构成要素及其功能,以期揭橥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的价值。研究发现,陈荣捷英译《传习录》的副文本在阐释译者翻译观和翻译动机、重现源语语境、弥合文化差异、建构中国古代哲人形象与促进译本接受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这为中国哲学典籍“走出去”提供借鉴。     

阿瑟·韦利英译《道德经》中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构

重构原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是阿瑟·韦利的《道德经》译本的一个突出特点。韦利以追求文本原初意义为目标,从社会信仰、社会状态、心灵修养和核心概念等方面重构了《道德经》所处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他为译本构建了历时和共时文化网络,凸显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内部视角,具有典型的深度翻译特征;但同时因为译者受自身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其语境重构中也存在着错乱和拼贴现象。除去这些不足,其历史文化语境重构的路径和方法,对翻译研究及"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均具借鉴价值。     

《道德经》英译本和跨文化研究

作为道家文化的代表典籍,《道德经》内容丰富,语言优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研究。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的文化交流活动,由于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认知方式等差异,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和翻译效果往往相距甚远。文章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道德经》四种英文译本的翻译和文化差异的内在关联性,纠正以往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误读误译,廓清对《道德经》认识上的不足,促进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中庸》节选英译本批评与鉴赏——以理雅各和陈荣捷译本为例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典籍英译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内涵的掌握程度不同,直接影响了译文的呈现,造成了译本的多样性。本文对理雅各和陈荣捷的《中庸》节选译本提出批评与鉴赏。     

初大告与《道德经》翻译

作为第一位海外出版自己《道德经》译文的中国人,初大告以《老子集训》相关资料作为原文本,以成为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为目的,遵循自己的原则进行了《道德经》的英译。虽然译文达到了流行性与普及性的效果,但是在中国哲学西传的面向上尚存不足。     

安乐哲、郝大维英译《道德经》的哲学释义与翻译

本文以安乐哲、郝大维所译《道德经》为例,阐释哲学视域下的典籍英译研究. 首先,把《道德经》置于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大背景中,以德与道的点域理论来解读道家的关联宇宙观,以把握哲学性典籍的本质属性. 其次,从关联宇宙观和过程哲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文本,并对其关键术语英译进行阐释,诸如"道""德""天""无为"等. 最后基于译文文本揭示安乐哲的典籍英译观,包括"语言群"概念的提出,动名词的运用、类比在哲学和文化翻译中的运用等.     

从语言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作为中国典籍代表之一,《道德经》一书文约而义丰,思想深邃,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诠释空间。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湛约翰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一书,是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从语言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夷"、"希"、"微"这三个汉字本身所蕴含的提喻修辞的诠释、对汉字"道"之比喻义的诠释、对汉字"水"之联想义的诠释,聚焦译者对翻译的能动和制约作用,进而对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素养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做出思考并得出启示。     

论道教在河洛地区的形成

河洛先民的原始崇拜及夏、商、周三代流行的鬼神敬仰是道教产生的心理基础;战国、秦汉盛行的神仙方术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动因;老子在洛阳所著Ⅸ道德经》与黄老学说的结合是道教产生的哲学基础。《太平经》在洛阳的问世,表明道教理论的确立;发源于洛阳的“五斗米道”的兴起以及“太平道”在洛阳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道教理论中的思辨哲学、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以及善恶报应观念是道教被河洛地区广大民众接受的理论基础。     

论道教在河洛地区的形成

河洛先民的原始崇拜及夏、商、周三代流行的鬼神敬仰是道教产生的心理基础;战国、秦汉盛行的神仙方术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动因;老子在洛阳所著<道德经>与黄老学说的结合是道教产生的哲学基础.<太平经>在洛阳的问世,表明道教理论的确立;发源于洛阳的"五斗米道"的兴起以及"太平道"在洛阳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道教理论中的思辨哲学、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以及善恶报应观念是道教被河洛地区广大民众接受的理论基础.     

老子与主体性道德

本文着重论述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主要思想“道”和“德”对人类生存的三重性——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以厦人的主体性道德修养的指导作用,同时探讨了它对现代人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启迪意义。     

基于理雅各和韦利《道德经》英译的翻译生态研究

理雅各和韦利是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汉学界的阶段性代表人物,标志着英国“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历史过渡。从翻译生态伦理的综观视角,细读两位汉学家的《道德经》译本,主动把握传播中国文化的诠释权与话语权,实现典籍英译研究历史性与现代性的交互嬗变,在弥散性与散点式的翻译生态链中,促成“译者—译境—译文”的融合迭新,在新文科背景下合理拓展《道德经》英译的研究边界。     

《道德经》道德论

老子的《道德经》是汉民族第一部研究伦理道德的专，《道经》主要揭示天道自然观，《德经》则专指社会人生观，道与德合而观之，则如今天所说之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操控论视角看意识形态主体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本文基于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关系,以《道德经》中反映原作者意识形态较为明显的部分语句的不同英译文本为例,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主体差异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最终造成翻译的多样性。     

秦汉道家:君人南面之术

自战国中后期到西汉,道家均为黄老道家。道家诸子言道以干预时政,黄学入老更加强化了政治思想,形成了道法结合,刑、名、德互补具有综合特性的黄老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是贯穿稷下学宫到汉代黄老的核心内容,也是秦汉道家区别诸子百家,得以标识自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