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的沉重

我们从可以“怨”的中国诗里总是看见令人恐怖的中国诗祸。中国的真诗人为中国诗的“高”地位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永远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带来了一个知识性技术化世界以后 ,中国传统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良心受到了冷遇和排斥。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曾经用血维护和坚守着的自由艺术的僻壤上撒离 ,试图与现实社会的商业精神达成妥协。“病蚌成珠”变异为“无病呻吟” ,生命咏叹弄成了精神撒娇。灵魂出窍 ,肉身沉重 ,诗轻得生命中不能承受。这是中国诗的另一种沉重。中国传统诗不是在这种沉重中灭亡 ,就是在这种沉重中新生。     

海德格尔、德里达论哲学与诗

<正> 在古典文化中,有一种观点竟称雄几千年,这就是诗与哲学判然二分,而且诗永远屈居于哲学之下。尼采看出了这种古典文化是理性暴政化的产物。以思镇压诗,实际上是通过压抑神圣的本源生命的呼声而实现古典文化精神上的“节制”与“宁静”。耶鲁大学批评家     

诗意的语文，激情的课堂

语文是一门充满诗意的学科。作为学生学习母语的“家园”,语文不仅仅是“字词句篇、听说读写”,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和人类绵绵不绝的文明。语文是“川流不息的生命”,它充盈的主体情感和人生体验为学生构建了“诗意栖居”的世界。语文是一门精彩的艺术,它看似无声的语言却能激起澎湃的浪花,流淌着诗一样的意境。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语文与诗水乳交融,“诗意”是语文教育的生命与活力所在。口积月累,潜移默化,滋润心灵,积淀文化,语文就会折射出人性的魅力,流放出生命的光彩。一、在精彩的表演中感受一份情感     

桃花文化与中国女性、中国文人

桃花，作为一种自然物，本来不具有“文化”的涵义。但是，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被渗透、融汇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并且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世世代代承袭相传，于是，如同中国的“梅文化”、“葡文化”一样，‘“桃花”也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理深层的积淀物，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中国的桃花文化，又是中国女性、中国文人的文化。一、中国的“桃花文化”中国的“桃花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的《诗经·周南》中，就有一首关于挑花的诗。“桃之夭夭”，描写茂盛、火红…     

论海子诗歌的史诗建构

海子的史诗情结及其相应的史诗写作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海子史诗的文化价值意向超逸于民族文化主义,直接指向一种人本主义文化,“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是“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以他的史诗创作实践着他的史诗构想。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论余光中诗歌创作的特色

余光中的诗融会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灵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 ,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 ,具有鲜明特征。在内容上 ,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情结”和“乡愁母题”特征 ,体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坦诚的人生情怀。在艺术上 ,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相融合 ,一方面受西方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国古代诗词传统的联想、象征手法和结构的优点 ,在表现现代人自身的主体意识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他的诗构思巧妙、想象丰富、追求诗的整齐 ,讲究诗的和谐 ,强调诗的节奏韵律 ,创造了与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的诗歌艺术美 ,赋予了现代新诗活力     

元书写范式：小海汉语诗歌印象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着持久创造性和鲜活生命力的诗人之一,小海深刻的精神省思与诗语呈现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种独具汉语元书写气质的范式。在三十余年的汉语诗歌书写中,他持续不断地把自我生命经验与哲性思考通过诗语表达出来,从“生命记忆”到“还乡之旅”,再到“文化隐喻”,对常规性词语义的意义开掘以及生命性哲思的经验融入是小海诗学的显著特征,构成了小海诗歌世界从稚嫩到成熟、从浅吟到深刻的路径和踪迹。     

生命的诗歌,诗歌的生命

伴随悠久邈远的古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中始终流淌着一条诗歌的河。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到宋词、元曲,乃至新诗,伟大的诗人灿若群星,优秀的诗作层出不穷,熠熠生华,辉映天地!“诗言志,歌咏言”,这是前人对诗歌本质的概括和总结。什么是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谓“志”,就是诗人内心感情的抒发。依我看来,与其说“志”是感情的抒发,不如说是生命意识的强调与张扬。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生命意识对于诗歌而言,犹如人之血液,花之水分,它是诗歌的灵魂,是诗歌的生命。每一首诗都是源于生命,涵容生命。诗人写诗无论何时何地、采用何种形式,均为张扬自己的生命意识。即便在诗歌最初萌发的远古的“杭育”诗派(鲁迅语),仍可以说是人类最纯洁、最自然、最天真的生命律动。中国诗歌的生命意识,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观的映照。诗人生命哲学观的不同,诗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也不尽相同或迥然相异。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儒、道、释三大思想体系,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诗歌各种生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学儒者重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王小妮九十年代诗歌简论

“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妮在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较之八十年代愈趋成熟，也愈益显示出她在当代诗歌的重要性。其九十年代的诗歌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诗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合一，日常生活与诗写具有显著的互文关系；追求生命的“自然”呈现，通过一种类似“植物化”的冲动，直趋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境界；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一种富有特征的“看”的生命直观方式。     

诗学：向生命本体的深入——读吴思敬诗学新著《心理诗学》

诗是心灵的艺术。黑格尔早就指出：“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对诗歌本质的这一表述,已为中外诗歌的广泛实践所验证与认同。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也走着由外而内的深入与转型。广大青年诗人更是把诗看作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把诗当作生命的存在方式,提出“诗的生命的瞬间展开”、“人类心灵的深处呈现”、“一种莫名的震颤”。     

林黛玉菊花诗的生命意识与审美观照

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不仅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的文学艺术形象，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系列贵族青年男女自发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大观园内的几次诗社。在第三十八回的菊花社中，“潇湘妃子”林黛玉凭借《问菊》《咏菊》《菊梦》三首诗被公推为菊花诗魁。这三首诗不仅是林黛玉杰出诗才的突出反映，更融入她个人的幽微情感和隐曲心思。黛玉的形象气质与“菊花”意象的文化内涵关系密切，通过赞美菊花的生命、歌颂菊花的精神，反映出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诗中巧借陶渊明称许的“千古高风”，抒写了菊花“孤标傲世”的风骨节操。林黛玉菊花诗的创作过程符合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审美方式，反映了凝神静观、物我两忘的独特审美观照。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余光中的诗融会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灵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具有鲜明特征。在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情结”和“乡愁母题”特征，体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坦诚的人生情怀。在艺术上，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相融合，一方面受西方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国古代诗词传统的联想、象征手法和结构的优点，在表现现代人自身的主体意识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他的诗构思巧妙、想象丰富、追求诗的整齐，讲究诗的和谐，强调诗的节奏韵律，创造了与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的诗歌艺术美，赋予了现代新诗活力。     

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歌曲——意境是中国艺术歌曲表演之灵魂

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思维、观念。作用并适用于人类任何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国艺术歌曲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涵盖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大视野中;运用音乐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视角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解读,透视出其在中华重“意”文化背景下的“诗”、“乐”、“画”意境相融的本质特征;而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本身也是一种中华文化审美的象征。中华民族音乐倾向于以“文”来化“乐”,即从表达诗词内容和歌词语言的音韵关系上决定音乐的形式。这一思维特征运用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就表现为“乐”与“诗”密切结合以使音乐与歌词切实、整体地共同刻画诗的意境与神韵．因此．意境的刻画与准确诠耘便成了中国艺柬歌曲轰洁曲妻醺．     

燃烧生命:论陈染

陈染的小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末一种具有神奇意味与突破性的文化现象。陈染的小说，以体验、探索、表达生命为宗旨，对新兴的“生命学说”是一次重要的整理与拓展。陈染写生命，突破了西方的生命观，在陈染笔下，生命不再是与理性绝然对立的潜意识与非理性，也不止是人的本能中的“烦、畏、死”与“先天构造”。陈染笔下的生命，具有活鲜、整体、亮丽的色彩与“人学”意味。陈染使生命焕然出神奇的中国文化特色，陈染使生命显示出当代的人文精神与超向完美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从“诗乐”到“乐诗”：礼与诗、乐关系的角色演变

在《诗经》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文化角色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乐”地位的变化。先秦社会的《诗》基本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充当了同一种文化角色,一起为礼服务。第一种状态是“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第二种状态是“诗乐分离,诗逐步走向独立”。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出《诗》的角色由“乐”之附庸向“礼”之附庸的转变。《诗经》发展的历史也是礼与诗、乐关系角色演变的历史。     

《春江花月夜》──由“月”的吟咏到对人生、宇宙的叩问

（一）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心理定势，必然赋予客观外物丰富多彩的文化含义。人们通过对客体的观照，不仅认识了观照对象，同时也认识了实践认识的主体——人类自身。此即所谓“善言天者，必须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N］的文化认同。《春江花月夜》一诗“孤篇横绝”，被闻一多称为“诗中的诗”。这虽说是在宫体诗中的超越，但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早已超出了宫体诗的范畴。通过张若虚的这一次崭新的观照和认同，升华了人类精神，拓展了人类的宇宙意识，完成了一次文化史上的、愉悦的，带终极性意义的与“月”的晤谈和对话。把…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从“诗可以兴”回归到“兴”在宗教祭祀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诗之兴”向“思之兴”延伸的路线。借助于“兴”这个概念,可以从原始的巫术祭祀文化中剥离出乐舞仪式时空中迷醉的状态,这是远古遗留而来的诗性力量。汉代,这种诗性力量又有其独特性。在汉乐府《郊祀歌》与汉画像互文性的阐释中,通过生死之境的构筑,汉代开拓出独特的诗性空间,它存在于汉乐府诗歌的兴发之中,也印证在汉画像的视觉叙述中。通过这种阐释,可以看到汉代鼓舞乐可以养兴,宴飨饮酒可以养兴,祥禽异兽也可以养兴,这种兴发的状态是为了突破汉代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向外去寻找仙境的虚幻,借助于生命总体的永恒性来突破现实的桎梏,彰显汉代人独特的诗性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超神御魔的大汉浪漫。     

戏剧化：不同张力和谐作用的模式——中国纯诗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纯诗追求,曾刻意尝试了“戏剧化”之路。他们利用事物间存在的“悖反”因素,制造“戏剧化”的表现空间;他们用虚拟的“场景”还原事物的本质特征、构筑诗情;他们借助对话、独白、梦境,形成具有强烈戏剧性的诗意的组织。对中国纯诗而言,“戏剧化”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这是中国纯诗探索将生命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的有效途径之一。     

校长的“主张”：是什么、从何而来

校长的“主张”是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至少包括办学主张、教育主张和育人主张三方面。校长的主张是“生长”出来的，它至少有三大来源：校长所在的本土文化生态和学校文化生态、校长所处的时代以及校长的生命实践。对于已经“生长”并“提出”的主张，需进一步思考：“主张”与“学生立场”的关系、“主张”与“教师发展”的关系以及“主张”与“自我成长”的关系。如此，才能使校长的主张与人的生命成长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