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读经:科学读经 品味经典

<正>一、对于读经的历史争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读经的作用众说纷纭。在上一世纪,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复古尊孔和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的斗争而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教育杂志》的1935年"读经专号"为平台展开的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中。     

儿童“读经热”现象的思考

当代中国,"读经活动"的展开颇有"星火燎原"的势头,对儿童读经一事,提倡甚至热情赞赏者有之,反对甚至严厉批评者有之。从时间、内容、方法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认真剖析儿童读经现象,探讨儿童"读经"是否是稳妥的教育方式。     

读经与儿童教育——以“读经村”为例

自中西会通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古今之变,传统的蒙学教育逐渐被小学教育所取代,"儿童读经"也逐渐废除。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关注和重视。"儿童读经"也得到了提倡,那么在现代教育下,儿童读经有必要吗?儿童如何读经?基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方法,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教育本身,儿童读经都值得我们提倡。"儿童读经"即是"经典阅读",区别于"读经"等于"背经"模式。"儿童读经"由"识字"而"读经",儿童在"识字"基础上精读和背诵经典,且教学一体。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读经的论争还会继续,解决读经论争的最好态度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儿童读经及其讨论的多维视野

自"2004文化保守主义年"以来,对于儿童读经一事,在中国形成了"两极化"的态度,力倡甚至热情赞赏者有之,反对甚至严厉批评者也有之.事实上,儿童读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就目前而言,读经应因需而设、因材施教,更要讲究方法,体现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当今儿童是否需要读经所引发的争论,我们应倡导多元平衡和超越精神.在社会各方面还没有达成足够共识的时候,争论双方似应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宽容;而政府也不应当过多干预,"执其两端"而竭,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浅说“儿童读经”的教育责任

儿童读经本身不是问题。中国幼儿学外语都不是问题，读点儿中国文化经典竟然成了问题？但是，如果不想想儿童为什么要读经，不问问儿童读什么经合适，不知道儿童如何读经有益，不懂得如何教儿童读经，成人不读经只让儿童读经，这就是问题了。儿童读经不可能是儿童自主选择，只能是成人选择，而且还是成人组织、实施教学、操纵评价的。说到底，这是个教育事件，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

本文剖析了当前社会上倡导"儿童读经"运动的三大主要理由,即文化传承、开发潜能、提高道德.认为儿童读经弊多利少,而把读经教育纳入幼儿园、中小学课程范畴或让儿童上所谓的现代私塾则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慎之又慎.童年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的教育有比读经更重要的事要做.     

“读经教育”不是功利性的作秀

《新课程》2008年1月25日发表浙江省余姚市实验学校陈锋的《诵读千古美文彰显德育张力——小学语文教学回归“读经教育”现象反思》一文。文章指出：“读经教育”的出现是当今社会,人们行为失范和道德滑坡现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和回归的一种呼唤,是借古人的智慧培养新人。     

读经之史读经之实读经之死——对1904年至1949年历次读经争议的考察

本文考察了从1904年至1949年间,旧中国旧社会发生的数次关于读经的争议,当时产生了"读经立国论"、"读经修身论"、"读经救国论"、"读经存文论"等.由于其牵涉到朝代的变更,教育目的的变动,课程设置的变迁,新旧文化的冲突,各方势力的角逐,故而显得既丰富多彩,又有点纷繁复杂.不过最终结果,读经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中小学课程表里是不复存在了,而且上述这些论调基本上都没能够立得住脚.如此,再回过头来,依据这些历史事实,对近年来颇具声势的"儿童诵读经典"活动作一简评,供方家批评.     

清末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设置与启示

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孝经》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列入中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体现出时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同和自觉传承。细读该章程文本不难发现,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实施中,注重"博""约"相济,避免"泛滥无实";系统设置,少读浅解,循序而渐进;善于诱导,晓之以义,慎之以罚;区分天资秉性而因材施教,明确反对"强责背诵";兼顾"中学"和"西学",实现"无一荒经之人";将修身诸科目与"读经讲经"相融通,发挥育人的综合效能。这对当代切实重视经典价值的传承,优化经典教育内容的设置,破解经典教育面临的难题,增强经典教育的可行性和实效性,都会有所启示。     

小学生读经之我见

近年来,小学生读经的浪潮此起彼伏,本文立足于现代视野探析新时期小学生的读经教育。首先对读经教育进行概念界定和特点分析,然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指出小学生读经教育的意义,接着对当今小学生读经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教育目的功利化、教材选择机械化、教学方法单一化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指出了小学生读经教育的对策。     

简论"儿童读经"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王财贵和南怀瑾掀起了一场"少年读经运动".大陆的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起而响应,并主持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结果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一场关于"儿童读经"的争论.对于"儿童读经",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但有必要把握一定的尺度.     

关于幼儿"读经"运动的思考

本文剖析了当前社会上支持幼儿“读经”运动的主要理由,认为要严格区分文化意义上的读经和教育意义上的读经。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如果要把读经纳入正规教育体系首先应对其合理性作出价值判断,然后才能考虑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     

关注"读经"

今天,你读经了吗?——时下,中国许多地方掀起了“读经”热,“读经”俨然成为了“时尚词汇”(打开google,输入“读经”二字,约有211000条搜索结果)。“读经”也得到了不少学术界人士、媒体的支持,各类读经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乏对“读经”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学者更斥之为“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读经”、评价“读经”?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读经”热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当前,中国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文化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国民道     

读经的理性

从多种媒体得知，全国各地中小学的读经热方兴未艾，广州市的“五一”小学从1998年就开始试行读经，北京已有几十所小学开展起读经活动，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和一些有识之士在北京市密云区创办“圣陶小学”，并响亮地喊出了“培养国学大师”的口号，让孩子一入学就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作品。     

学生“读经”浅见

是不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100年来,孔子曾被打倒在地。自民国废止读经之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据说10年来已“惠及”数百万儿童。“读经热”是不是反映了对传统文化一种重新的认识?由此本刊在今年第9期“热点追踪”栏目发表了上海市九峰实验学校关于学生诵读《三字经》做法的一文之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关注。著名语文教师于漪应本刊之约,就此谈了谈她对儿童读经的一些看法:要传承而不是复古;可以读点经典,但要慎选,读得少而精些。     

读经教育要体现应有的文化担当

<正>读经教育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若从教育的视角介入,它蕴涵着对教育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以及对教育目标的预设和规定。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在读经问题上就"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收集到了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     

对当前儿童读经运动的反思

儿童读经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个经典教育运动。从中国传统教育来看，读经仅仅是众多学习方法之一，四书五经也仅仅是传统基础教育内容之一，在不同教育阶段教学应该采用不同的讲解方式。在教育哲学中。儿童读经的理念最接近于要素主义教育和永恒主义教育。相对于当前强调知识技能的应试教育，儿童读经就其在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方面的价值而言，的确有其积极作用。     

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

从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起，儿童“读经”教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逐渐推广。2004年．儒学崇拜者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正式出版．但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土的撰文批评，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整个讨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

从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起,儿童“读经”教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逐渐推广。2004年,儒学崇拜者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正式出版,但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土的撰文批评,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整个讨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