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下的彩礼返还制度研究——兼论嫁妆的返还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虽然对彩礼的返还作出了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简略,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我国法律并未对嫁妆的问题作出相应规定。本文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讨论了彩礼的范围、性质和彩礼返还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关于完善彩礼和嫁妆返还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民法典看彩礼返还制度

给付彩礼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解除条件成就时,收受彩礼的主体应当返还彩礼。返还彩礼应当遵循平等原则、过错相抵原则、比例原则。承担返还彩礼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实际收取彩礼的当事人。彩礼包括订婚当日的聘礼、金银首饰以及数额较大的见面礼与上门礼等,法院在确定应当返还的彩礼数额时,要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男女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女方以结婚为目的购买的嫁妆等因素。彩礼返还请求权的本质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诉讼时效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     

我国婚姻彩礼返还制度之司法实证研究

在当代中国,随着离婚案件的增多,彩礼返还纠纷的数量随之攀升。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晰规定婚姻彩礼返还的具体措施。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证视角,梳理并述评司法实践涉及的婚姻财产返还问题。彩礼包括礼金和贵重物品,但区分于一般赠与物。司法解释规定的彩礼返还规则已被司法实践突破。婚姻关系中的女方及其父母已经成为被要求返还彩礼的主体。未来立法改革应当明确规定婚姻彩礼返还的具体规则。     

涉返还彩礼诉讼实务中有关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婚嫁习俗的传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高额现金为给付形式的彩礼愈来愈盛行,导致涉返还彩礼诉讼案件大幅增加。彩礼给付的特定目的是彩礼返还请求权的基础,也应以目的解释理论来区分彩礼与非彩礼。审判实务中对于举行婚礼、登记结婚、共同生活、生活困难、数额较大等情形应仔细甄别,而非简单以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情形处理。要进一步完善涉返还彩礼案件的诉讼制度,重点是彩礼返还案件的诉权、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彩礼返还案件与离婚纠纷案件的审理顺序、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     

《民法典》下的彩礼返还规则研究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婚姻实践形成的规则习惯,具有独特的聘定意义。现行的彩礼返还规则由于基本否定了彩礼的文化意义及正当性,导致与历史传统脱节,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频现且难以服众。从彩礼历史渊源入手,考察彩礼特殊的文化内涵及功能价值,承认彩礼不同于私法上普通的财物,在综合民间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对现行彩礼返还规则加以完善。     

彩礼返还问题的实证分析

结合司法案例,就彩礼返还问题,抽象出一些基本规范,以图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在实务中的应用情况,这些规范包括:无论哪一方悔婚,均不构成判决或者不判决返还彩礼的理由;男方过错不能构成判决不予返还彩礼的理由;已经同居的事实和一方的过错,是判决返还彩礼数额时应予考虑的因素;婚前同居不能"折算"为婚后同居,但可以作为酌情返还彩礼的一个因素;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同居生活时间不长的,判决酌情返还彩礼;决定返还彩礼时,要注意扣除已经转化了的部分。     

农村地区订婚制度下彩礼返还范围的定性

订婚在农场地区至今而言仍然是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彩礼的存在,必然是订婚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订婚这个习惯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彩礼金额的加大、悔婚数量的增多,也引发了彩礼返还事件的增多.本文针对这种解除婚约而导致的彩礼返还增多案件,结合习惯法与制定法,探讨关于彩礼在返还过程中的范围定性问题.     

在《婚姻法》的边缘——论“彩礼制度”的功能及其司法意义

彩礼制度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婚姻缔结的重要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对今天的婚姻关系的调节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了彩礼返还的三种情况,对解决生活实践中的彩礼纠纷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该司法解释设置的彩礼返还规则过于简单,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议。该文通过对目前理论界各种学说的梳理,结合我国彩礼给付的实际情形,从习惯法的角度出发,探讨彩礼制度的司法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彩礼返还提出立法上的建议,探索将彩礼制度引进司法审判的途径,以更好地解决因彩礼问题而发生的各种纠纷。     

完善我国彩礼返还法律规则的思考

我国司法解释设置的彩礼返还规则,在解决彩礼返还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彩礼返还规则过于简单,显得粗糙,在司法审判中出现很多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议;不同地区的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的法官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往往达不成统一的认识,导致对同一性质的案件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决。鉴于彩礼返还在现实生活中引发大量的民事纠纷,以至引发刑事犯罪。对彩礼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作为立法建议,有助于统一认识,规范司法行为,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解除同居后彩礼返还法律问题探讨

本文主要以笔者代理过的二个案件为视野,就解除同居后彩礼返还纠纷案件中的四个问题：1、彩礼返还的范围？应返还多少？2、如何理解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返还彩礼的问题？3、该类案件诉讼当事人如何确定？4、调解在该类案件中的作用？谈一些看法,以求对司法实践有一些裨益。     

彩礼返还之法律分析

给付彩礼行为的法律属性学界多有争议,科学界定给付彩礼行为的性质,合理地化解有关彩礼返还的矛盾,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     

我国彩礼返还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初探

彩礼返还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较难定论、实务界较难操作的问题。一方面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是对该问题的理论认识尚未取得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虽然对彩礼返还问题作出规定,但规定过于简略,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生活需要。因此,面对这个普遍性的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总是容易出现不同的裁决情况。文章通过对彩礼内涵的界定及其性质的探讨,分析目前彩礼返还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以期能对现行操作有所推动。     

离婚案件中彩礼和陪嫁物引起争议的法律问题思考

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而向女方赠送的钱物,而陪嫁物品俗称“嫁妆”是女方为结婚后与男方共同生活由女方亲属朋友赠与或个人购买随女方携带到男方的生活用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彩礼和陪嫁物品的形式也变化多样,其价值也不断增长.在离婚案件中,彩礼和陪嫁物品往往成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彩礼和陪嫁在现实生活中因彩礼和陪嫁物引起的争议,引发了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原农村彩礼现状调查及法律思考——以河南省X县为例

在我国中原地区农村婚姻与彩礼密不可分,农村民众基本认可女方收受男方适当数额的彩礼。目前,农村彩礼的数额越来越大,彩礼的支付形式主要有现金与实物两种形式,但开始多样化;彩礼影响婚姻的成败和婚后生活;彩礼纠纷主要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借婚骗彩现象严重。而彩礼作为一种婚姻文化,法律应正视并适当规制：完善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对高额彩礼进行法律规制,同时加大对借婚骗彩行为的刑法打击力度。     

关于彩礼的法律属性及返还规则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彩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婚嫁风俗习惯,在现代社会当中,也十分广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彩礼在形式、数额等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改变。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较为超前,因此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婚约解除情况,而彩礼纠纷也随之产生。基于此,本文对彩礼的法律属性,及其返还规则等进行了研究,以期更好的应对和解决彩礼纠纷问题。     

答读者问

编辑老师：我家邻居艾某的儿子经人介绍,与邻县刘某的女儿刘萍相识并订婚。后来刘萍悔婚,艾某便多次要求刘家返还彩礼2万余元,但刘家始终不予理睬。气急之下,艾某和胞弟二人于2008年10月9日将刘萍强行带回自家,     

婆家与娘家的博弈：以嫁妆为手段——以华北农村母女两代的婚姻为例

近年来,女子出嫁所陪送的嫁妆越来越丰厚,通过对比分析华北农村母女两代人的婚姻缔结中的嫁妆问题,探讨嫁妆对于缔结姻亲关系及女子出嫁之后在夫家地位的影响。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传统风俗的社会学研究——以大林镇M嘎查彩礼习俗为例

彩礼代表一种传统的习俗,体现了人们对婚姻大事的慎重及对女性的尊重。可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彩礼具有"吉祥"的象征意义开始被贬化,不断地被赋予了物质含义,市场盈利性质也越来越显著。通过调查科尔沁地区大林镇M嘎查,以彩礼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探讨不同时期婚俗彩礼的变化及象征意义。发现彩礼这一现象在M嘎查地区越来越普遍,已经演变成了M嘎查农民的生活压力,成为社会性问题。     

社会交换视角下农村高额彩礼现象——以安徽省Y乡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断地提高,相应地农民的消费层次也逐年提升。对安徽省Y乡的调查显示,农村彩礼呈现高额化的趋势,高额彩礼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民的经济条件及婚姻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在社会交换视角下,从经济因素、性别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重点分析了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彩礼,这一婚俗从古延续至今,以后也必将持续下去,控制愈演愈烈的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完善措施至关重要。     

司法治理“高价”彩礼路径探索——基于2019—2022年X市彩礼婚俗调研的系统研究

中央一号文件近年多次点名农村高价彩礼问题,治理“高价”彩礼陋习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与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调研发现,近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彩礼数额较高“,高价”彩礼司法纠纷较多。人民法院司法工作应发挥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助力“高价”彩礼问题治理。其一,通过人民法庭协助各乡村制定村规民约,引导民众抵制“高价”彩礼;其二,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形成对“高价”彩礼的认定、评价和区别处理;其三,对于借彩礼名义行诈骗、买卖妇女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并为被害人提供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