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社探微——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中心

午社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活动于上海的一个词社。它的产生、发展直至解散,与夏承焘避日寇寓沪相始末。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中心来考察午社活动的主要内容,所突显出的成员间争执与友谊并存和他们兴致的变换等特征,以见20世纪词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夏承焘与夏敬观词学交游考论

民国词坛大家夏承焘与夏敬观的词学交游可分两阶段:一是1929年至1938年,夏承焘在杭州,夏敬观在上海,主要以信函往来; 二是1939年至1942年,夏承焘因战乱避居沪上,以午社雅集为中心,与夏敬观交往密切。民国时期是“二夏”词学“交集”期,其交游具有层递性与连续性。夏敬观提携夏承焘,体现词学代代承衍; 同为“新变派”,二人围绕“四声之争”辨议词学,共同架构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过渡的桥梁。     

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统治理论与主义之争空前激烈。改组派的陈公博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围绕＂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民众运动的存废＂等问题展开一场笔墨官司。陈公博提倡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恢复民众运动,继续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吴稚晖则要求再度清党,进行全民革命。事实证明,此次笔战是改组派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打造自身政治立场的手段,是汪、蒋集团争夺＂党权＂的一次理论交锋。     

民国地方政府管理近代文化娱乐业的探索--以汉口为中心

近代文化娱乐业是随着传统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轨而发展起来的。民国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由探索、试验到逐步定型的过程,它的演变轨迹是,由“以禁为管”的封堵型管理模式向以“内容审查”为特点的许可证管理模式发展。     

论行政诉讼法学中的概念之争——以“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之争为例

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曾围绕我国的行政诉讼概念是否应当改称司法审查展开过争论。考察这场概念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概念变迁的失败原因,不难发现,概念能否成功变迁与社会认同、交际成本以及是否有益于法律制度的实质改良等因素有关。认为法学研究只有不落概念之窠臼,多关注现实问题,才能充分体现理论研究的价值。     

家校社共育：以“协作”为抓手

江苏省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立足校情,多次走入学生家庭,走进其他学校,走访所属街道社区,多方沟通,意在通过协作,推动家校社共育良好新局面的形成。家校协作,形成学校、家庭的教育合力;校际协作,发挥各校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校社协作,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让育人效果更显著。     

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助--以徽州会书为中心

会书是探悉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经济互助的钥匙之一。徽州经济类型的“会”可追溯到宋代,到清朝极其普遍。它具有组织严密、操作规范、保障有力等特点,是徽州民间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经济因素。     

词别是一家——以“尊体”为中心

＂尊体＂是历代词史的核心讨论话题。唐代词有别于诗主要表现在配合燕乐而歌,五代时以《花间集》为代表,奠定了传统词学柔媚婉约的本色基调,北宋词人主要在内容上对词作新的突破,南宋词人则主要在词乐、词律上将词体与诗体区别开。清代是词学的总结期,集成式词学文献总集的汇纂、词韵词律的考订、杂体词的大量涌现,都表明词这一诗歌体裁最终取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本文对历代词学家的尊体观念进行了概览式考查,给＂尊体＂说以一个比较明晰的线索。     

高师改良与大学体制之争——以1920年“北高改并北大之议”为考察中心

高等师范教育向何处走是个跨世纪问题,历经百年热度不减,学界一般会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改大,甚少关注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中"北高归并北大之议"。该议论传出,不仅激化北高师学生对新任校长陶孟和的强烈抵制,并将战火延至江苏教育会骨干、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身上,一时间,人事牵扯派系之争尘嚣其上,使得原本就有分歧的大学体制之争变得极为复杂,问题由此悄然置换为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培养师资孰优孰劣的论争。梳理此议缘起、舆论推进以及教育部出面辟谣、陈蒋双方笔战过程,分析各派交锋动机和措施背后的动因,有助于还原并揭示被派系争斗遮蔽下的高师改革与大学体制之争的本质问题。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网络流行称谓语理据研究--以“屌丝”为例

以“屌丝”为例,分析流行称谓语的理据。流行称谓语的理据可以分为词内理据和词外理据,根据来源的不同词内理据,可以分为：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词外理据可以分为：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两种。本文主要侧重社会心理的分析。     

论复社诗学活动及其“社团诗歌”创作——以张采为中心

以张采为中心来探究复社诗学活动和晚明诗学思潮的关系:“诗文之会与诗坛风尚”纵向考察“社团诗歌”在应社、“燕台十子盟”、临川“诗社”、选编《几社壬申合稿》、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等五个阶段近十五年的演变发展脉络;“《知畏堂诗存》案例分析”则从横向角度对“社团诗歌”的文学史价值、创作盛况、创作群体的构成形态、地域分布等情形作了全面挖掘和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复社诗学活动是链接“社团诗歌”多种创作因素的纽带,引发和激励了晚明大规模的“社团诗歌”运动.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处理——以“曹操”为例

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段，都有诸多人物粉墨登场，有的叱咤风云，有的杀身成仁，有的矢志革命，有的创新科技，也有的留下千古骂名。正是这些纷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才演绎出历史的悲欢离合。从古至今，史学界向来注重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都是人物的传记。     

民国初期“理科”教学的研究及启示——以“江苏省教育会”的教研活动为考察对象

"理科"教学问题引发关注,折射着近代中国学人对于理科意义与功能的深切认知以及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江苏省教育会关于理科教学的研究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因时制宜、循序渐进,旨在建构一种理科教学范式,以示范全国。梳理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理科教学的场景,对于今天的科学教育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儿童中心”价值取向——以1912年至1913年的部分教科书为例

一、“儿童中心”价值取向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自觉 以“经验主义”为教育哲学思想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认为：“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它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学中从地球中心转移到太阳中心一类的革命,在这儿,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同绕他们组织起来。”     

民国国语教材对现代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以含有“太阳”形象的课文为例

民国国语教材是从传统的"三百千"旧式启蒙教材向新时代语文教材迈出的重要一步。本文通过分析民国国语教材中27篇有关"太阳"形象的选文,发现它们以儿童本位为编辑思想,具有选材丰富和知识实用、语言别致和文白融会的特色,同时又充满追求真、善、美、趣的人文情怀。这对现代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树立儿童本位的编写原则,关注日常生活、扩大选文范围,淡化传统教化、寄寓人文情怀等。     

浅谈当代怀旧视野中的“民国教材热”——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

近年来民国语文教材陆续出版,随即引起一阵教材的民国复古风。这股热潮背后所引发的反思是不容忽视的,民国老教材的热销,既是对当代教育的反思,对民国教育理念的＂心动＂,又是视觉时代＂眼动＂的必然结果。     

家园社合力,助推民间艺术融入园本课程——以我园的“剪花娃”社团为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本文介绍了我园以“剪花娃”社团为载体,以“坚持向民间学习”为理念,积极挖掘民间剪纸艺术的教育价值,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探索民间剪纸艺术如何融入园本课程的思路与方法,让幼儿在民间剪纸文化中陶冶情操,塑造美好心灵。     

明代拟话本中词的征引与创作——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词的征引与创作虽然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叙述策略、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和词学观念,以及文体之间互动的一些规律,诸如此类,都是我们从对拟话本小说中词体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窥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