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無端——李商隱《錦瑟》解讀

李商隱的<錦瑟>是中國歷史上的名篇.在中國,所謂名篇的含義就是誰都説不清它是什么意思.關於這首詩,各種各樣的説法大概有一二十種.有以爲悼亡者,有解以咏物者,有釋爲諷喻者,有歸於自傷者,有釋作哀時者,有謂爲暗戀者,有視爲集序者,有疑爲思鄉者①.但諸家之説皆爲鈎沉史料、稽考史實,試圖由復原詩之背景來尋繹詩之主旨,乃至以詩篇爲斷片,以背景爲主旨,最終也都是無充足理由的推理,亦即猜測.     

蓬遠樓詩話

正傳杜牧《清明》詩真僞《千家詩》載《淸明》詩云:"淸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題爲杜牧之所作,沿自《後村千家詩》也。此詩膾炙人口,每令人於淸明煙雨之時,念及提及也,而其詩牧之集中無有,人頗以爲疑。余嘗偶閱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樂子正《太平寰宇記》,其書卷九十《昇州》載江寧縣有杏花村,云:"在縣     

《文選》爲書之性質方師鐸類書説辨證

從目録學的角度看,《文選》爲詩文總集是没有任何問题的,而方師鐸則力證其爲類書.然方先生由《皇覽》爲類書與歐陽詢之説無法證明《文選》亦若是,其《文選》"本質上就是一部類書"説乃誤解《文選序》所致.從研究方法論的層面上説,方先生之失乃因未能在出發處辨"路向".是否凡"以類相從"者便是類書?此至關重要,而方先生忽之;由《藝文...     

追憶無端——李商隱《錦瑟》解讀

李商隱的&lt;錦瑟&gt;是中國歷史上的名篇.在中國,所謂名篇的含義就是誰都説不清它是什么意思.關於這首詩,各種各樣的説法大概有一二十種.有以爲悼亡者,有解以咏物者,有釋爲諷喻者,有歸於自傷者,有釋作哀時者,有謂爲暗戀者,有視爲集序者,有疑爲思鄉者①.但諸家之説皆爲鈎沉史料、稽考史實,試圖由復原詩之背景來尋繹詩之主旨,乃至以詩篇爲斷片,以背景爲主旨,最終也都是無充足理由的推理,亦即猜測.……     

鍾嶸《詩品》陶詩“又協左思風力”説發覆

<正>《詩品》中"宋徵士陶潜":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①對於"其源出於應璩"品陶之説,前人之評論與研究頗多涉及,此不贅論;對於"又協左思風力"的説法,前人則極少討論,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在鍾嶸看來,左思也是陶詩的一個重要藝術源泉。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詩話》説:《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别也。     

讀《論語》“子罕言”、“子絕四”二章 兼談經典詮釋的方法

《論語》"子罕言"及"子絶四"章雖寥寥數語,但解釋存在一些問題,本文梳理歷來異説,希望能揭示出經典詮釋的多種途徑及其盲點。筆者將"子罕言"章的解釋的焦點從"與"字轉移至"言"(直言),認爲孔子所罕言者包括"利、命、仁":對於"子絶四"章,文中舉出其它典籍及郭店竹書引用的異文綫索,説明在早期傳本中孔子所絶者未必爲四,此章或可理解爲兩個緊縮復句,即"無意(則)無固,無我(則)無必(讀爲蔽)"。     

《老子》哲學原創意旨的追尋 一些章節的注譯與述評

正已出的《老子》注譯極多,任繼愈先生《老子繹讀》(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和陳鼓應敎授《老子注譯及評介》(修改增補本)(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兩書爲《老子》注譯提供了基礎。但新作還是續有出版。因《老子》之體裁是詩。"詩無達詁"。這爲新的注譯提供了空間。"詩"特重意境:一個"字"表達一個意境,而非僅僅意義;多言外之意;語法特別靈活。以往的注則多用直譯法,以致有時意境全失,解讀也就     

詩性的致意與拯救 德里達與德吉論“命名”

在遭遇"詩的風險與機會"之時刻,在面對"不可能的命名"這一使命之時,德里達和德吉之間的關係,讓柏拉圖虚構的"由來已久的詩哲之争"偃旗息鼓。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和德吉的哲學解構面對着一種絶對的責任,一種不可能的責任,即爲他者之名、對他者之名、以他者之名詩意地見證他者之獨一無二的呼唤。無論在哪種意義上,Salute都是一種責任行爲,喻指面對他人、朝向他人以及爲着他人擔負起一種絶對的責任。所以,命名就是致意亦是拯救,還是責任以及回應。命名的詩學或者行動的詩學同時運行在命名、簽名和行動三個層面上,而指向了存在、他者和上帝。     

政治罪惡論

序言一①國無政不立,政所以爲治之具也。雖然,蓋難言之。有國以來,爲政不齊,治亂之生伙矣。夫何長亂之轍多,而即治之機遠乎?若不可見其足以爲亂,常若過其所以爲治者焉。夫人民亦何賴於政,而徒繭首罥足,甘心以受其亂邪?盗者殺人攘貨,奪匹夫之命,掠訾算之財,而弗能逭於刑誅。且夫元惡大憝巨奸,乘時竊命,假威柄悍然據人上,逞其淫毒,以賊我元元。則羣懾伏於下無與之抗者,若天命然,斯亦足駴矣。彼元惡大憝巨奸者,皆必躬致尊盛之位,力握樞軸之任,生尸肥禄,死竊大名,利薈於一身,禍流於無窮。其始焦思堅謀,含螫礪爪,巧襲而競營,     

胡适的集句联

集句是中國傳統的讀書人在做詩之外别創的一種韵語文學樣式。所谓“集句”,就是集古人之成句以爲詩。這須是讀詩、做詩達到爛熟程度之後始能駕馭的一種體裁,非初學詩者所能爲功。宋人沈括的《萝溪筆谈》說:“王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有效而爲之者。”但王安石還不能算是首創者,晋朝的傅咸嘗集《詩經》句以成篇,是集句不始自荆公的碓證。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陳寅恪《無題》詩本事考

1954年陳寅恪有《無題》詩: 世人欲殺一軒渠,弄墨然脂作計疏. 猧子吠聲情可憫,狙公賦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談夢,未覓名山便著書. 回首卅年題尾在,處身夷惠泣枯魚.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詩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 此詩解者甚多,李堅以爲此詩所咏對象是兪平伯(陸鍵東、劉夢溪、孫玉蓉、沈治鈞持同一觀點),余英時以爲是...     

《燕影烟痕》序

正戊戌之冬,時羽女士編印子苾先生詩學詞學手稿二種成,縹緗悅目,不脛而走。其意猶未已,復廣邀南北學人之擅書者各録涉江詞一闋,總廿四家,裒爲一卷,謀付剞劂。近自滬上馳書白下,囑余爲序,幷代擬書名。子苾先生者,詞人而兼敎授也,世稱易安而後,一人而已。余生也晚,聞其名、讀其書而未能親承其敎。卅餘年前,先師閒堂爲榜居室,賜名"靜好軒",復賜藏書章"靜好軒中長物",皆涉江詞人之舊名舊物也。起居坐卧,讀書作文,     

貧乏時代的至情詩歌 《思復堂遺詩》讀感

正友人轉來陳卓仙前辈的《思復堂遺詩》,實際上是經秦春燕博士箋注的新本子,奉讀再三而深有感觸。海德格爾引述荷爾德林《面包與酒》中的詩句,向我們這樣發問:"在此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爲?"陳卓仙之爲詩、爲人、爲家透露給我們,即便在現代性運動造就的這麼一個極度貧乏的時代,詩人、這裏特別指女詩人仍然可以有所作爲,哪怕是以邊緣的、居家的和悲愴的方式。陳卓仙的作品是家化的詩詞。雖然其中也頗不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論南宋湖湘學脉之形成與其發展

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儀徵卞氏與義寧陳氏的文字因緣陳寅恪先生《寄卞孝萱》詩二首解讀

陳寅恪先生《詩集》有兩首題為《寄卞孝萱》的詩,這兩首詩陳寅恪先生遺詩殘稿中没有,唐筼編詩目不載,卞孝萱先生生前也已失去了陳先生手稿.此二絶句録自吴宓先生抄存稿,藉此世人才知道有這兩首詩.時人程巢父曾撰《卞孝萱娱母 陳寅恪寄詩》文,試圖揭示此詩背景.2008年胡文輝出版《陳寅恪詩集箋釋》也對此詩有所注解,惜二人於卞、陳二家交往知之甚少,又限於體裁未能深入研究.然胡《箋》已搜羅《娱親雅言》之散見於各家别集者十一則,可謂用心良苦.2010年出版的卞僧慧新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對於此二首詩却是無所提及,甚為遺憾.今撰此文,介紹卞、陳二家的兩代人的文字因緣.揭示這兩首詩寫作的原委,同時表達對先師卞孝萱先生的無限哀思.臨文不諱,文中陳寅恪先生、卞孝萱先生或直稱名.     

言不言之美 讀范曾先生《中國畫法研究》

正正如范曾先生所言:"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的和書法的"(《中國畫法研究》p.79,以下只注頁碼),"詩爲畫魂,書爲畫骨"(p.47)。那麼哲學可謂統魂與骨爲一體的精神脊梁。統觀全書,縱論古今,橫比中西,閎中而肆外,其中心主題是中國繪畫藝術的哲學底蘊。"我們談中國畫法必須從形上之學開其端,否則終身勤於斯而不聞道,始於渾噩,終於渾噩"(p.17)。論畫法而不帶匠氣,緊扣哲學的脈絡,此乃范先生該書立意高遠所在。筆者於畫法是門外漢。但掩卷之餘,受范先生弘論啟發,和之以幾點由形而上引發的思考,謹回鳴金玉之言。     

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詩之演進以曹植、阮籍、陶淵明爲中心

一 緒論 中國文學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詩,也就是微言時事詩,是詩人在恐怖統治下爲了避禍而運用微言藝術以揭露被政治謊言所掩蓋的现實真相、表逵不能明言的真情實感的抒情詩.中國五七言詩舆起於漢末建安時期,微言政冶抒情詩作爲五七言詩,發生於魏黄初時期,并成爲魏晋南北朝詩歌發展的最主要脉络,歷時最長,集中了最重要作家、最重要作品.     

《詩》《騷》同參:中國原生抒情傳統

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