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江浙地主之厄运

明洪武时期江浙籍地主集团命运多舛 ,其政治地位卑微 ,经济负担苛重 ,且屡遭打击鲜有善终。然而以文见长的江浙地主后嗣们 ,在其先辈招诛受贬之后 ,又凭借科举、荐举和学校入仕的途径 ,仍不息地活跃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     

论明代洪武朝“抄札”则例的演变

明代对重犯家口及家财进行抄没的行为称为“抄札”。自汉景帝至元顺帝以来,对这一惩处的称谓都相对固定,也就是刑罚体系中的“籍没”。明太祖在“遵唐旧”的大背景下却单单在此特立独行,显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将“抄札”在明代洪武朝的演变与朱元璋人物特性及当时政局相关联,不难发现“抄札”之所以能替代“籍没”,甚至成为明代的一项则例,不仅由于朱元璋深受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地区大行籍没的影响,想要以此展现其对权力的掌控;更是在于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深切思虑。“抄札”随着明代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抄札”细则的增补、“抄札”则例的定型、差人前去“抄札”的变更等各项内容的动态调整,处处体现着朱元璋在国家治理中“明刑弼教”和整顿吏治的初心,以及明代法治与人治的有机结合。     

论20世纪初江浙农民生存境遇变动的制约因素

近代乡村职业分化不充分,使农民缺乏向其他职业中谋求发展的机会;城市就业不足和收入低下,限制了农民经由离村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在城市中缺乏出路的农民,由于农产品市场波动和农家副业萎缩,农家经济状况恶化,农民在农业经营中同样难以创造向上流动的机遇。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并未给渴望向上流动的广大农民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     

明初洪武朝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定位

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呈螺旋型上升的，每经过一次改朝换代，社会经济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到一个王朝中期时，经济恢复发展到最高峰。但是，在明初的洪武年间，朱元璋通过争夺劳动力，荒屯田、兴修水利。奖劝桑棉生产、发展工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社会经济在明初就有一个较高的定位，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明初洪武朝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定位

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呈螺旋型上升的，每经过一次改朝换代，社会经济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到一个王朝中期时，经济恢复发展到最高峰。但是，在明初的洪武年间，朱元璋通过争夺劳动力，荒屯田、兴修水利，奖劝桑棉生产、发展工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社会经济在明初就有一个较高的定位，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论洪武国子祭酒

明初,朱元璋对国子祭酒的选拔尤为重视,以祭酒为首的国子学官勤于治校、严于督导,为明初培养了一大批贤才.但由于朱元璋对文人的专制政策,大多数国子祭酒的命运悲惨,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和警醒的.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境遇问题

自晚清以降,独具前现代性的都市文学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开始诞生。但自诞生起,朝着现代性方向发展的都市文学一直生存于＂夹缝＂且挣扎的处境当中,并且积极地去寻求自身的解放。本文就试图阐释都市文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境遇问题。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的官方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和互市两种。根据当时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化,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况与特点有所不同,总的说来是处于反复与缓慢发展之中。其间问题最多的是洪武中期前后,表现形式为官方贸易时断时续,有失常态。贸易,离不开政治。明王朝从一开始就推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朝鲜更是始终予以特别重视。然而,终洪武之世,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却很不稳定,于是引致官方贸易屡生摩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朝鲜王朝建立以前,朝鲜当权者在对待当时明朝最主要的威胁——“北元”的问题上,与明朝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分歧。或者说,操演着两面讨好的政治游戏。同时朝鲜“贡不如约”,不遵守“常制”,态度又缺乏诚信,每每诉难,强调客观困难,尤其是朝贡和互市的商品经常存在质量问题。当然,明太祖的大国思想有时也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纠纷。     

略论洪武朝的对外关系——质疑“厚往薄来”说

推翻元朝而建立起来的明朝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对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革，但时移事易，完全恢复到过去已不再可能，对外关系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孙传芳经营江浙论略

孙传芳作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以其机警狡诈,合纵联横,终于成为称霸东南五省的新直系首领。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     

论明洪武时期的优抚政策

洪武时期的优抚政策发端于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环境,洪武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优抚内容既有物质奖赏,也有精神鼓励;范围涉及所有将士;优抚对象有阵亡及伤残将士、将士家属、现役军人、高龄和致仕武官等,具有前朝未有的特点。对军队战斗力的提高、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以所见明太祖亲撰外交诏令为主，结合明人关于文体的阐述，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逐一举证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论杰克·伦敦小说中的境遇

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遇到的各种险恶境遇作斗争.境遇是杰克-伦敦小说中主人公活动的背景和展示主人公英雄气质的舞台,同时境遇使得主人公的理想幻灭,这也就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最终将以悲剧而告终.而"饥饿感"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中既是造成极端境遇的原因,又是极端境遇的一个表现.     

论消费性境遇中的大众文化

我国当下的大众文化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消费性的文化境遇。这种境遇赋予了文化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它离不开社会转型、后现代背景和市场化的图像符号承载。其核心是消费主义的泛滥和消费文化的普遍认同,过程是传统、精英和主流文化价值的消解,结果是文化的社会功能进一步被异化。这种来势和表现凶猛的文化不仅消蚀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左右着当前的文化格局和文化走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及核心价值体系时,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论教学的境遇性

教学原本是不断变化与动态生成的,但由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及工业化社会对效率的崇拜,恒定性几乎成了教学的唯一特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有规律的、有序的、简单的、线性的、可控的,同时也是混沌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成性的、不可控的、随机的。在此思维方式的观照下,教学动态与变化的一面又被凸显了出来。教学的境遇性是指教学过程的特征及其表现因其境遇不同而不断转化生成的特性,它由情境性、生成性、混沌性、随机性、开放性等组成。基于境遇性的教学行为表现如下:强调教学计划的灵活性,注重教学内容的生成,把教学中的偶然因素作为一种教学资源,注重教学中的多重互动,重教学对话,关注教学中的具体性。     

江浙沪三地校长聚焦创新人才培养

2009年4月11日至12日,由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江苏教育报刊社共同主办的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上海。围绕“科学发展与创新人才培养”的论坛主题,与会嘉宾、代表就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机制和环境展开了既有共识又有交锋的探讨。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莫负春,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印杰,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陆敏恂,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江苏教育报刊社社长张策华,     

朝核危机析论

20世纪90年代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各方围绕朝鲜核政治的博弈动机一直扑朔迷离。笔者认为,朝鲜追求和发展核武器的动因是复杂多重的,朝鲜核政治的本质乃是各方现实利益的杯葛和较量。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主旨的六方会谈,由于其本身的功能缺陷及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在实现朝鲜弃核和半岛重归和平方面还有很长路程要走。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初,元朝势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明朝为加强边防,修筑＂边墙＂（长城）,建立卫所。明朝在与北元保持对峙格局的同时,不断加强北边防御体系建设。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东、西两面的防御体系正式联结起来,构成一道外围防线,标志着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成,也成为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