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鼓子词

鼓号词是宋代文人的说唱伎艺,在词歌的编撰演唱上有其特点,是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的奇葩。但由于研究者廖廖,长期以来人们对鼓子词有很多误解。本文从统计学的角度探讨了鼓子词的存世情况,研究其做为文人说唱位艺的特点,廓清了围绕《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话本《刎颈鸳鸯会》上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鼓子词是否说唱伎艺

作为中国宋代说唱伎艺之一，鼓子词是因为歌唱时以鼓伴奏而得名的伎艺。但鼓子词不一定限于以鼓为伴奏而交叉韵散文进行说唱的伎艺，而且也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就如本文提到，小令或慢词构成的月令体等乐曲形态、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鼓子词形式愈来愈变得多样化，譬如，从乐曲形态发展到叙事形态，从专用鼓伴奏发展到管弦乐器，但这并不偏重于一个方面。因此，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形态，却仍然与已有的形式共存而创作。     

论散乐与百戏的历史关系

散乐与百戏是中国古代伎艺发展史上的两大系统。秦汉时期的散乐与百戏是"并行"发展的伎艺类型,"合流"之后的百戏只是作为散乐伎艺之一种而存在,明清时期的散乐"解体"与百戏"独立"构成了散乐百戏史上的新动向。纵观二者的发展历程,它们呈现出分→合→分的历史关系:"并行"期[秦汉、魏晋]→"合流"期[隋唐、宋元]→"解体—独立"期[明清]。     

从“题目正名”看南北戏曲体制之异

南戏剧本前面与北杂剧剧本末尾有四句或两句韵语,用来概括剧情大意、提示剧名,叫题目或题目正名。从观众而言,它具有广告宣传之用;从读者而言,它具有了解剧情概要之需。但为何南戏置于剧本开头而北杂剧放在剧本末尾,这是由南戏剧情比较复杂、杂剧剧情相对单纯所决定。南戏剧情复杂的构成因素之一是融合了较多的表演伎艺;杂剧主要吸收了说唱伎艺,尽管也插入一些表演伎艺,但与剧情无关,故不会增加剧情的复杂性。＂多角均唱＂的演唱体制,决定了南戏以动作、形体、道白、表情——念做打表演,相对来说不太受时间的限制;＂一人主唱＂到底的演唱体制,决定了元杂剧剧情比较单纯,一般为＂四折一楔子＂。     

宋代文人说唱伎艺鼓子词

鼓子词是宋代上层文人的说唱伎艺。探讨其音乐构成、题材内容、演出体制、作品存世情况及在宋词中的文学地位,指出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在中国古代曲艺史上导夫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先路,但在演唱体制上却只是存世鼓子词的特例     

佛教变文就是唐代的神魔小说

变文是唐代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它已经具备了成熟小说的特征，是唐代与文言小说并行的通俗小说。佛教变文来源于佛经故事，题材与内容都是讲神魔之争，它的基本特征是神变、斗法。佛教变文创造了一个人神混合的世界。形式上，佛教变文散韵结合，善于铺陈，这些写作手法被明代神魔小说所直接继承。所以，佛教变文就是唐代的神魔小说。     

宋元小说话本的艺术成就

我国的说书伎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近年在四川成都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说书俑”塑象（见《人民画报》1959年第九期31页）,知汉代已有了说书艺人。隋唐时期,说书伎艺渐趋兴盛。到了宋代,由于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在隋唐民间“说话”的基础上,再接受唐代民间变文和传奇文学等的影响,“说话”有了高度的发展,它成了一种全新的说书伎艺。“说话”在宋元时代备受欢迎,而尤以“小说”一家为最。在长期而广泛的流行过程中,经过广大艺人的加工创作,“小说”形成了它自己固有的形式,带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     

从历史演义看古代小说章回体式的形成原因及成熟过程

古代长篇小说章回体式的形成,虽受宋元讲史伎艺的影响,实则更得益于《资治通鉴纲目》分纲立目之记事格式的直接孕育;而章回体式的逐步成熟、定型,则形象地反映了小说作者审美意识的日趋觉醒和叙事结构能力的不断提高     

论宋代小说伎艺的文本形态

《醉翁谈录》是宋代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其收录的传奇体文言曾是宋代小说伎艺的语体形态。不仅说话伎艺的语体形态从宋到元明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小说伎艺的演出程式也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在叙事体式上,与唐传奇相比,宋代小说删繁就简,掺入大量诗词,模拟细节进一步加强;在演出程式上,宋代小说伎艺虽然形成了某些“举断摸按,师表规模”,但是还没有形成后日所谓“入话”、“正话”、“散场”等程式。     

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在汉代以前优人的“优笑”表演中,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要素用口语说故事,已经有所表现。由汉至隋,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日渐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以娱乐为主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俳优小说”。俳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是唐前“说话”伎艺初步形成的标志。     

论宋人小说伎艺的题材选择和加工

文言笔记小说和杂著是宋代话本小说题材的主要来源。题材的选择和加工由小说伎艺人承担,宋代的书会才人是否参与了话本的创作很值得怀疑。小说伎艺人既是话本的加工者又是演出者,一方面使得小说伎艺反映生活迅速、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阻滞了小说伎艺的发展。     

艺人说话与宋元话本韵散兼用的叙述特点

宋元话本继承了前代的民间文学如变文等韵散兼用的叙述方式,并有所提高,几乎是散说一段必有一次韵语的念诵。这些韵语所用的场所,一是与情节的发展有关系,可以是提起下文,可以是某一转折,可以是总结,更多是故事进行中对某事的慨叹;二是与人物描写有关系;三是描写景物。这些韵语多是习用的诗词、套语,它构成一定的程式,成为一种说话艺人的伎艺,并形成了宋元话本的叙事特点。     

论魏晋至五代各类伎艺的发展与传播的新变——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十一

魏晋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段,是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多民族的融合与伎艺生成环境的新变,促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伴随艺术观念更新的,则是伎艺的自身完善.首先,"乐"之伦理功能的绝对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游移于儒家诗教,接受者内在心理的审美需求开始得到重视,歌舞伎艺由"治之隆替--歌之悲欢"的直线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娱乐功能得到释放.其次,对歌舞声情的理性认识有所深化,对不同歌曲所表达内容的差异以及音乐不同声调功能的认识更为系统化.总之,该时段各类伎艺大体上呈现出竞相争雄又相互融合的局面,而其中的传播也酝酿出新的变化.     

元杂剧与讲唱文艺演述方式的相似性

戏剧与讲唱伎艺在北宋京都的瓦舍勾栏一同繁盛,促使戏剧叙事功能的强化和戏剧故事的世俗化,并直接导致了元杂剧的形成。因此元杂剧与讲唱文艺在演述方式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故事整体结构上词话韵语的大量间插、单折中第三人称讲唱形式的直接运用、故事背景交待及人物内心情感抒发中讲唱人声口等几个方面。     

作为插词的敦煌诗

"插词"是说唱文本中插入的韵文,分为既定插词和拟定插词。既定插词即保留在说唱文本之中,并随之一起流传的韵文。拟定插词即拟为原说唱文本中的插词,后单独流传的韵文。作为"插词"的敦煌诗,主要包含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七言居多,五言为次。其中,有的是说唱艺人根据需要自创的诗歌,有的是引用的诗歌。它们的内容形式、抄录标准、排列方式、传播途径等皆和传统诗作略有不同。诗歌借助说唱伎艺,在民间流传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在演说过程中,说唱艺人可根据需要修改插入的诗歌,增删内容,调整形式。在听说过程中,抄录者按照听说顺序选择、排列和抄录插入的诗歌,造成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写卷。韵文部分脱离说唱文本单独流传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逐渐隐而不显。学界可据拟定插词,拟测、还原相关说唱文本。     

元杂剧中的“杂伎”

宋金杂剧经常是与其他百戏伎艺同台相间演出的，元杂剧则从戏剧整体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演出过程中却杂入了诸种伎艺，又有类似于宋金杂剧之处。     

“看官“是个什么官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会见到“看官”这个称谓。这看官是个什么官呀？ 看官也作看倌,是话本对听众、小说对读者的称呼。话本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既然要说唱,就难免要跟观众互动,于是“看官”应运而生。而中国古典小说脱胎于宋元话本,自然就保留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称谓。     

谈莆仙戏的发展历程

莆仙戏是我国古老的剧种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至今表演仍遗留些许古代戏曲说唱等风格,是珍贵的“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值得令人研究、继承.     

宋词辑佚十四首

中华书局续印的《永乐大典》卷一四一二五载有《净发须知》一文,分上中下3卷,此文为宋元净发社之梳剃伎艺人传授业艺时用的说话脚本,是叙净发之事,说流剃之艺.原文出自宋代净发社伎艺人之手,传到元代伎艺人,在宋人编本基础上有所增订.关于此文有关情况,详拙文《(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二期).文中有《鹧鸪天》词14首,为《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所不载,从伎艺人传授的脚本这一角度来看,这14首词当出自宋代伎艺人之手.现(辶夕)录于下,除最后一首录自中卷外.余均录自上卷.     

试述诸宫调的音乐结构

诸宫调是有说有唱、说唱相间、表演情节复杂的说唱音乐形式。它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缀成套,各套之间的宫调却不相同,作品呈现出多调式的特点。对诸宫调这一艺术形式进行系统研究,辨明其曲牌使用的规律,理清其联缀成套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对研究宋元时期音乐文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