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儿汗国后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伊儿汗国统治西亚时期(1253～1355年),商业和城市发展状况在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伊儿汗国前期(1253～1295年),因为蒙古人的征伐和坚持落后的游牧经济传统,造成西亚地区城市经济严重衰退.伊儿汗国后期(1295～1355年),由于蒙古帝国的崛起带来亚欧大陆的相对统一与和平,加之伊儿汗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国内外交通四通八达.更因为蒙古统治者变更传统的统治政策,诸伊儿汗热衷城市建设,鼓励发展商业贸易,特别是合赞汗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发展,致使伊儿汗国后期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发展.伊儿汗国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小亚细亚和波斯地区的商业和城市更加繁荣,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相对萎缩;另一个特点是中介型的国际远程贸易特别繁荣,中转贸易活跃.     

论伊儿汗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产的演变

伊儿汗国统治西亚时期,基本上承袭塞尔柱王朝的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伊儿汗国前期,土地仍以国有制为主。伊儿汗国后期,合赞汗实行军事封地制,西亚封建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伊儿汗国的封建地产形态主要表现为底万土地、媵哲、瓦克夫、穆尔克、伊克塔。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伊儿汗国的封建地产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总特征也是公有和私有长期并存。伊儿汗国前期,封建地产以国有为主、私有为辅;伊儿汗国后期,封建地产中的私有成分上升为主导地位并逐渐向封建大地产发展。     

初论伊儿汗国合赞汗三次兵进叙利亚

蒙古人统治波斯时期，伊儿诸汗将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争夺叙利亚视为对外扩张最主要的目标。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后，一定程度上恢复与发展了伊儿汗国的社会经济，并完成蒙古人对穆斯林统治的合法化。在１２９９年—１３０３年合赞汗三次用兵叙利亚，通过歆姆司战役、苏法尔平原战役，合赞汗先小胜而后彻底失败，它既是波斯蒙古人历史发展必然所致，也迫使合赞汗从根本上来改变伊儿汗国在西亚、波斯的传统统治政策。     

希瓦汗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

16世纪初,希瓦汗国建立后很快与俄罗斯帝国产生了关系。从16-17世纪,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不断加强,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从18-19世纪,除了贸易之外,俄国逐步使希瓦汗国在政治上臣属于它,对希瓦汗国发动侵略。19世纪下半叶,希瓦汗国最终成为俄国的附属国。     

可萨汗国与查士丁尼二世的关系

可萨汗国与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的关系在可萨-拜占廷关系史上很具有代表性。可萨可汗在查士丁尼二世被废黜后收留了他并与之联姻．但是在查士丁尼复辟后却支持反叛查士丁尼的起义军势力,最终推翻其统治。可萨与查士丁尼二世戏剧性的关系始终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国家的战略需要,决定了可萨对查士丁尼态度的转变。     

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对外关系

16世纪初始,都铎王朝进入亨利八世（Henry Ⅷ）时代,在其执掌政权近四十年里,英国发生了一系列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不但摆脱了外部势力的控制干涉,实现了跨入欧洲的外交突破,同时也维护和巩固了新生的专制王权。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推进和外事努力之后,英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呈现出积极主动的鲜明特色,英国的国际地位亦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其建立未来海上帝国打造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0世纪70年代埃及的现代化与对外关系论析

20世纪70年代埃及现代化战略是在埃及战败的情况下推行的,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在全面反思纳赛尔政策的基础上,萨达特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政策调整和转变;萨达特的现代化战略是对埃及国家发展方向的重新确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埃及现代化重新探索,具有着相较于纳赛尔时代不同的新的特点;这种新的现代化战略又驱动了埃及对外关系的调整和转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萨达特时期埃及现代化的探索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之再探讨——基于几个侧面的考察

关于西史东渐的起点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译述活动为起点。关于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侧面做了探讨。一是重"民史"观念溯源:除《肄业要览》外,《泰西新史揽要》对于梁启超批"君史"、重"民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是"史学之界说"溯源:史学界说之文本虽是从《史学原论》直接借鉴的,但其进化思想与进化史观早在1896年以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时就已奠定了基调;三是分期、纪年等编纂体例溯源等: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观点,从立论的基点来讲,是直接从桑原处借鉴的,而《万国通鉴》却或多或少地奠定了他历史分期方法的大框架基础。     

浅谈早期基督教与早期西方绘画的关系

在早期西方文化的构建中,基督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艺术领域里基督教与绘画的关系展开分析,辩证地看待艺术的发展与宗教的关系.     

古代西方"君权神授"观之历史考察

在我国学术界 ,一般认为古代西方的王权是不发达的 ,因此西方民主政治极易形成和发展。其实不然。王权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的 ,在生产力落后低下 ,生产和生活都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 ,君主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古代西方不仅存在君主制 ,而且从人们对“君权神授”观念普遍接受的情况看 ,当时王权并不弱小 ,至少在理论上 ,与古代东方各国专制君主一样 ,都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西方文化与英语学习之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对语言又有着制约作用。各个民族因其地域差异和社会风俗的不同,使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在交换语言的时候产生极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通过两者的紧密联系,提高对文化的敏感度,从而促进英语学习。     

太平天国天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商榷

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我命名。太平天国天教在创立初期可以算是西方基督教的异端教派,虽然它一开始就显露出了强烈的自尊、自主和自立的文化性格。洪仁玕来到天京以后,提出新的"三位一体"论亦即"视子如父"的"信仰中心",以及新的"天启"论和"真约"论,帮助太平天国天教完成了从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向独立的新宗教的转型。     

西方学者早期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之研究

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学者从事客家与太平天国研究的早期阶段。他们从探询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及力量来源问题起步,进而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的“民族革命”,再进而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力量客家人置于人类学研究视野之内予以探究,既促进了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的客家与太平天国研究以及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自由与道德关系之考察

自由与道德都是人之属性。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取决于一种尺度。善是自由的根本尺度,这种尺度不是对象或客体对主体的一种规定,而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对外部对象或活动客体实现的一种价值要求,即道德判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追求善的过程,道德的完善,就是自由的实现;自由以道德作为最终表征,道德以自由为表现形式;自由是人的一种自主、自决、自律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使用必须以对道德必然性的认识与遵循为基础;只有通过道德责任的自觉选择,才能达到理想的自由境界。因此,在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中,道德是实现自由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自由离不开道德的判断,道德以自由的实现状态为依据,道德与自由共生共存,密不可分,道德与自由的这种关系是人的目的状态不同的表述方式。     

刘邦对楚文化承继关系之考察

本文论述了刘邦充分吸收了楚文化的丰富养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在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中闪烁出灿烂的光辉。     

“五四”时期冰心文学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

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是从传统家国伦理观念出发,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建构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新的伦理标准和道德理想。这种追求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功用的启蒙主义立场,是一种理性之爱,是世俗观念中道德的思想境界,而非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之爱。     

论英语习语与西方文化之关系

习语是语言的结晶。英语习语更显得纷繁浩瀚．渗透着浓郁的西方文化气息。本文从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娱乐等文化侧面分析了英语习语．从而认识英语习语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世界在她脚下

她静静躺在陵墓中,身着一席黄金缕衣,只为"让他能老远就第一眼认出我来"。镜头在凄婉的配乐中定格为一幅斑驳的壁画。这是电影《埃及艳后》中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之死。电影被译为"埃及艳后"是一种误导,克氏是埃及女王而并非任何人的皇后。她的美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符号之一。她穷尽一生应了一句话——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她艳光四射的容貌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基于卢卡奇与阿尔都塞之异同的一个考察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一个被看作人本主义的代表,一个被看作科学主义的代表。然而,这种划分是否准确?本文通过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等思想的论述与分析,阐明了两者的同与异,卢卡奇与阿尔都塞两人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基础,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把两者分列人文与科学两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性成果的忽视,也会掩盖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中存在的问题。对二者的深入考察,更为明确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中西之“天”——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天”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中国文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关键词的解释更具“弹性”。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中国之“天”的特点，提出“合儒”策略，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其目的当然是要传播基督教，但他们的适应之道却给当时中西文化的沟通打开了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