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军阀对待中央红军的凶残本性

新桂系军阀对长征路过桂北地区的中央红军,并不是好心地“送客”,而是采取了非常恶毒的军事“攻击”行动。文章列举了新桂系军阀凶残对待中央红军的主要表现,分析了新桂系军阀凶残本性的形成原因,并阐述了揭示新桂系军阀凶残本性的历史意义。     

论中央红军长征中对蒋介石与西南军阀矛盾的利用

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蒋介石和西南军阀之间矛盾的充分利用,是中央红军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探明红军的明切去向后,便在赣南、湘粤边、湘南、湘江边精心构筑了四道封锁线,调遣中央军和西南各省军队进行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设置的。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依仗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争。 为了保存实力,陈济棠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对策。…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与滇系军阀的演变

滇系军阀是南方军阀中一支比较突出的军事力量。由于云南首先发动的护国战争获得胜利,滇军声威远播,其首领唐继尧成了全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之一。滇军乘胜驻进了四川和广东,在以后的历次滇、川军阀混战中,和为争夺对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滇军都是一支实力较强、颇有影响的军阀队伍。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之际,云南亦发生了新、旧军阀的更替,滇军将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人举行军事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接着,国民党新军阀取代     

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云南的原因

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云南的原因主要是:巧妙利用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     

谈谈中央红军长征通过云南的原因

本文对中央红军长征通过云南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     

中央红军一进云南的原因初探

中央红军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途中,恰好处于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之后,在川南渡江的进军途中,突然转入云南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入滇。为什么放弃从川南渡江呢?传统的说法,是敌情起了变化。到底如何变化,我军为何又不能适应而克敌;我军本身是否受到内部诸多情况的干扰,而存在主观上的因素?由此,学术界在讨论时,早已有所质疑。笔者试从遵     

中央红军长征过龙胜的一些史实辨析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过龙胜县境的时间为10天；过境不是从一条路走的，主要分三路过境；沿途没有发生战役，但发生过一些战斗；中央红军经过龙胜县境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论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

二战结束后,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原因及影响。重点对第二条战线的含义和主力作了探究。     

对人才第二次开发的思考

所谓人才第二次开发 ,即指已被弃置的人才资源 ,通过再次的有效利用 ,使其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和充分的发挥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它是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 ,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爱在云南心系党——记四次赴滇支教教师杨佐锋

在每年的支教名单里,我们都能看到杨佐锋的名字。面庞黝黑、朴实的杨佐锋是位地道的老三届,这位爱岗敬业的语文教师在1986年就首批被评为讲师,先后在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担任过副校长、邦德三中担任过教导主任。 2001年,当时已是行知教育集团一员的杨佐锋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家中84岁的老母又卧病在床,但一听说要支教,他二话没说,当场报名。校领导建议他回去征求一下家中的意     

云南青铜乐器及其滇人的乐舞意趣

云南早期本土民族的青铜器以极具地域风格的蛮荒气息与质朴形制为醒目特征,其制作及使用历史久远。尤以其中的乐器见证着先秦时期滇人的生活状貌和乐舞情趣。通过撷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在考释与描述实物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印证,试图揭示古滇国乃至云南早期尚已盛行的乐舞活动的基本状态。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早已为人所共知。但是,这次合作对中国国民党的深远影响,过去还较少研究和论述。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完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历史重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张学良是否提出过“逼蒋抗日”的主张──与荣维木、赵刚商榷

张学良是否提出过“逼蒋抗日”的主张──与荣维木、赵刚商榷张建芳张学良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延安会谈时，究竟是否明确向我党提出过“逼蒋抗日”的主张？对于这个问题，荣维木、赵刚二位在《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一文①中提出了否定的意见。他们的主要依据...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间、地点及人数的考订

中央红军长征究竟何时自何地出发?出发时人数多少?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关于时间:目前见到的有三种说法,一种比较笼统但又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934年10月”,未指明具体日期(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分册第165页及其他教科书等);一种说是“10月10日”如《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载《伍修权回忆录(之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92页等);一种则说是“10月21日”(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6页,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对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管见

多年来,对于在“左”倾机会主义战略方针指导下的、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战役,几乎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以致于对这一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基本上停留在概括性结论上:即李德等人的错误指导方针所致。为此,本文准备先就中央红军为什么在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什么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封锁线这两个问题,做些具体的探讨,权作引玉之砖。     

政教系、马列室举行第二次科学讨论会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我校政教系和马列室于十一月五日至九日联合召开了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这次提供讨论的科学论文共三十五篇,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会议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坚持“双百”方针,密切联系实际,就当前“四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等,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大胆探索和寻找解决的途径。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