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建设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变革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构建“经济、法律、技术”等多手段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为我国网络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逐步建立起涵盖“网络法治”在内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把依法治网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基础性手段,深入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为网信事业长期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可靠的法治保障。     

“法治新疆”建设的传播策略

2014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法治,明确地将以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构想,这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之后做出的重大抉择。对当前正处于“三期叠加”①特殊历史时期的新疆而言,如何乘“法治中国”建设的东风,将“法治新疆”建设落到实处,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在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法治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良好风尚,是保证新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权利,将暴力恐怖犯罪气焰坚决打下去的新的历史使命。     

困境与出路：我国档案犯罪实体性行刑衔接制度之思考

《档案法》与《刑法》组成了我国档案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但“二法”在实体性衔接上存在衔接断层的问题。目前,“二法”在客体、主体、客观方面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仍然存在衔接断层的地方,需要通过修改档案犯罪所在小节的罪名、扩展档案犯罪规制的行为类型、扩大档案犯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拓展档案犯罪的主体范围对“二法”的实体性衔接进行建构。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法制”是指一种法律制度,更多强调其静态意义;而“法治”是指依法治国,即以法的精神来治理国家,更多强调其动态意义。有人认为只要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就等于有了法治,其实不然。虽然法治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但法治并不是法律制度的代称或别称。构成法治除了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撑外,还要有其他配套的东西协调运行。     

王天铮：法院微博更应注重构建公共关系

7月11日,包括济南中院在内的十家法院,荣获了首届“法院微博学院奖”。这个没有官方和商业色彩的奖项,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中国政法大学信息安全网络犯罪“智库”研究团队联合主办。     

档案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

法治的对立面有两个,一是“人治”,二是“德治”或“礼治”。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是:从主体上,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法律,人治则依据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二者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初意义上的“法治”与“德治”或“礼治”之争其实都在“人治”前提下进行,是不同流派(儒家与法家)之间的争议。当代中国的“德治”是在确立“法治”的前提下,倡导以道德来辅助法律之治时而使用的,与前述争…     

论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法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礼治”与“法治”虽然彼此对立,却又紧密相连和渗透.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以“礼治”为发端,以“法治”定型,最后以“礼法合治”构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法律规制及其实施方案

网络与信息安全及其立法问题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欧盟《关于信息安全决议》、《关于计算机犯罪的协定》、《关于打击信息系统犯罪的框架决议》和《关于建立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机构的规则》等4个有关网络与信息安全的立法文件,总结了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及其所取得的经验,对于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的立法、执法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档案赋能乡村法治建设策略研究——基于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是创新基层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各基层如何根据《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2021）进一步细化培养方案，因地制宜，切实提升培训效果成为一道新难题。基于此，在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研究档案与“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内在联系，提出档案助力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的四条具体路径，最终创新档案赋能乡村法治建设新方式，为加快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就跟抓刺猬一样”——从《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谈起

“网络问题太多了,就跟抓刺猬一样,不知道写什么好,可能写什么都可以,但是深入下去觉得自己把握不住,或者说理论上、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就很头痛。后来,考虑到我国1997年的新刑法增加了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于是就从网络犯罪开始入手,并逐渐进行了拓展。”——王军     

对犯罪案件报道的法律许可与控制

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公民政治参与、造就健康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许多立宪国家以保护表达自由的方式对之加以规定。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１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日本宪法第２１条规定：“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和其他一切的表现自由，均给予保障。禁止检阅（出版检查）。”据此，媒体有权自由收集信息并予以传播，当然包括对犯罪案件的报道。但是，被告人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及司法独立原则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法律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将未成年人的…     

今日传媒·社会舆情·法律问题（四篇）

主持人语：2013年8月21日,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的话题热点被一位网名为“秦火火”的网络红人引爆,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网名为“立二拆四”的网络红人。令人诧异的是两位网络红人的“出名”却是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在我国网络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网上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等行为已经成为法律严厉打击的对象,在公安部门的重拳出击之下,网络犯罪将无所遁形。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言论较自由,则网络舆论监督就愈显重要,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开展正确的网络舆论监督,具体来说,作为网民,     

网络环境中的网络犯罪和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网络犯罪问题较为严重的现象,从网络犯罪形成原因、表现形式、解决对策三个方面,研究了网络犯罪问题和网络法律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与对策.     

以法治思维谋划经济报道——法制日报的实践与思考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最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之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将更加坚定这个方向,进一步构建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此背景下,经济报道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须臾离不开法治思维. 长期以来,法制日报的经济报道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为指针,以法治思维、法治视角观察经济现象,透视法律、政策的市场意义,观察、记录、推动市场法治进程.     

浅谈社会网络分析在公安情报工作中的应用——以跨国毒品犯罪为例

跨境毒品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影响我国边境安全稳定的突出因素之一。而当前的有组织犯罪研究,不可能不考虑到犯罪组织的社会网络特性。本文运用社会网络所包含的几个方面对跨境毒品犯罪中跨境毒品犯罪网络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然后总结出跨境毒品犯罪网络的一些基本的类型和特点。其中包括“核心型”和“搭伙型”两种基本构型的网络单元：案件侦查经营中应注意不能局限于关联度较大的犯罪嫌疑人,而需同时关注那些中介性较大、也即在维持网络联结性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犯罪嫌疑人等等。     

如何做好法制类新闻

法制新闻报道主要关注与“法律制度”相关的事物和信息,关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法律现象和法治问题,法制新闻报道着重于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意识和倡导法治精神,强调法律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功能,强调法律对于公众各项基本权利的保护。     

关于网络犯罪法律惩治若干问题的探讨

伴随因特网的发展，网络犯罪行为也日益加剧，其危害之大，已经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由于网络犯罪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传统刑法难以涵盖．国际社会纷纷通过修订现行法律、制定新法，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和惩治。本文在分析网络犯罪类型及特点基础上，结合国外经验，探讨我国有关惩治网络犯罪的立法问题。     

浅析商业贿赂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犯罪愈演愈烈,充斥着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本文从商业贿赂的概念界定入手,通过分析商业贿赂产生的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法律原因,探究我国在治理商业贿赂犯罪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特点,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提出相应对策,以有效打击日益泛滥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试论我国实施行政权监控及构建法治下有限政府的必要性

法治的本来意义和宪政主义的目标始终是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权力从属于法律”乃控权之真谛,现代法治原则强调点之一就是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控制我国现行行政权的权力异化和失控的最佳方式是构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     

走出“想象的异邦”:重新发现乡村社会

乡村问题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政界到学界无不对其倾注极大的热情.然而,遗憾的是法学界对乡村问题的真正关注也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法治建设的后发国家,自改革开放法学恢复重建以来,面对“幼稚的法学”,国家只能走“外源型法治道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法治建设,从西方法治先进国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试图迅速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于是,大量现代性法律话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其后出现了“水土不服”与“法律语言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