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头上。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     

张学良命令不抵抗

有关九一八事变，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晚年多次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蒋介石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根据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论,他认为中日力量悬殊,一旦开战,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日军在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蒋对此提出“不抵抗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     

对日本军队侵略东北——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不予抵抗”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铣”(16日)电,下令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即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政长官一体遵守。“铣”电如下: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瞬间沦陷的原因初探——兼谈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

从历史事实看，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瞬间沦陷，不应归咎于张学良，而应追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妥协政策。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主要根源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依靠公理”论、“以夷制夷”论、“牺牲东北”论以及“攘外必先安内”说。九一八事变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

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种种罪恶阴谋,“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他不是去防止和准备抵抗蒋介石的进攻,“而是要工人武装纠察队和上海市民政府处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反动性、危险性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错误并不在于对蒋介石没有认识,而在于他长期没有重视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意义,由于缺乏可靠的正规军为后盾,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他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对付蒋介石的措施.于是幻想借重汪精卫以限制蒋介石,也幻想以“表面”和蒋进行“缓和”,求得延缓和蒋介石公开冲突的时间.因此,他在这期间,一方面表现为对蒋介石有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却没有摆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笔者的见解如有不妥之处,请专家们教正.     

西安事变与王玉瓒

影视剧《远东阴谋》中张学良将军身旁有个侍卫官,镜头很多：参加执行清除暗通日寇的杨震霆、常荫槐,“九·一八”之夜对蒋介石下令不准张学良抵抗的电报痛心疾首。后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晨,又领一营人冲进临潼华清池卧室,一直追寻上山,终将蒋介石擒获。他,便是东北军卫队一营上校营长王玉瓒。王玉瓒,１８９９年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大夏村农民家庭。青年时投笔从戎,在东北军从上士文书升到上校营长。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随部队退往关内,携家带眷,受尽了沦亡之苦。１９３６年,…     

初中课堂教学怎样运用新材料

在一次初中教学的公开课比赛中,有位青年教师执教八年级第四单元第17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师大版）,课程内容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教科书按照传统的说法叙述：“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方针,命令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把部队撤到山海关内。”这位青年教师看了很多材料,在课上解释说：教材的说法不对,张学良生前多次说,不抵抗的命令是他自己决定的,与蒋介石无关;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与不抵抗政策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内对外方针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与不抵抗政策有何关联？有的同志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其不抵抗政策。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会上演讲，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考’……”[1]笔者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并非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改变，两者一脉相承，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一、周年代蒋介石提出的“摇外必先安内”有其特定的政治内…     

蒋介石认为知识分子都是糊涂蛋

蒋介石对民主党派、文化人的印象坏透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是糊涂蛋,在日记中大骂文化人。但是,蒋介石很爱读书,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他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蒋仍保持读书的习惯。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白鹿洞之梦：蒋介石与国立中正大学

蒋介石对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国立中正大学之所以设在江西,这与蒋介石在北伐、＂剿共＂时期结下的深厚的江西情是分不开的。蒋介石在中正大学的筹划、创办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财政和精神支持,并帮助扫除了创建中正大学的重大障碍。抗战胜利后其亲自巡视中正大学,并准备亲自办校,提高了中正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同时,蒋介石与国立中正大学之缘,也是其20年来深厚的江西情的缩影,并贯穿了其一脉相承的三民主义教育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再次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因得不到实力派的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不仅违背了宁粤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造成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蒋介石的训育观初探

蒋介石从教育的实际和社会的需要出发,基于自己的经验,发表了大量有关训育的言论,形成了系统的训育观：训育的实施是教育和社会的内在要求,目标是为了健全人格,达成此目标的方法可以通过制定共通的校训,思想、生活指导,以及军事训练来完成,训育的至高原则是以身作则。我们可以客观评价蒋介石的训育观,认识其历史价值和时代局限。     

1946-1949年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期间争取美援活动述评

1946-1949年,顾维钧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竭力争取美国援助,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服务。但他的个人努力终究不能挽回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     

由出掌黄埔军校到反对“西山会议派”

1924年5月蒋介石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在平定商团叛乱,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蒋介石具有致力于国民革命进步的一面,但对联俄联共持中间立场,他是由一个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中派"。随着矛盾的加剧,蒋介石由中派向右派转化,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运作与权力重心的转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遽失,权力斗争骤然加剧。结果,胡汉民“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遂由胡汉民移向汪精卫。8月,“廖案”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暴升,中央权力结构重心再由汪精卫移至蒋介石。蒋介石意外地成为中央权力重组的最大赢家。中常会成为新的党权核心。这是党权内争、党权与军权博弈之结果。     

蒋桂之争与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确定

渡江战役是一场结束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重大战役。其发起时间的确定,与蒋桂之争和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桂系幻想防守长江,"划江而治"。蒋介石则撤退台湾,竭力搞垮桂系,并依此调整军事部署。根据蒋桂矛盾的演变,中共中央采取灵活的措施,调整和确定了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一举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张学良与中原大战

张学良在1930年5月发生的中原大战中,初则采取保境安民,严守中立的明智之举,后则在切望国内和平统一,以御外患的思想指导下,在蒋介石高官厚禄,封官许地的诱惑下,举兵入关,助蒋平息了反蒋各派军阀,暂时实现了和平统一,但又受制于蒋,致使东北防务空虚,为日本军国主义推展大陆政策敞开了大门。     

忍痛含垢 终还清白——纪念宋哲元将军逝世67周年

1935年的华北形势危险万分,在日本的疯狂进逼下,蒋介石非常清楚,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是保不住的,早晚要丢失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宋哲元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对日实行敷衍、缓冲,尽可能拖住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宋要想守住华北,必须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日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代蒋受过两年之久,直到平津丢失,蒋亲自出面为其承担责任,宋忍痛含诟,委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终获国人的谅解。     

晋系对蒋介石“借师”“围剿”的因应——以1934年李生达部赴赣为中心的分析

1930年代参与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仅以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难以概括其复杂面相。在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个案中,就晋方而言,获得协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晋系的考量中占据重要分量,而借此消解蒋介石的疑忌也是其动机之一;就蒋介石而言,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试探晋方,以及消解两广联合北方以图反制中央之意图。表面化的剿共对于双方而言只是目的之一。剿共问题上的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