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枢密使一职初设于唐代中后期，五代时期有重大发展，呈现出与唐代枢密使不同的特点：一、改由士人充任，二、完善了枢密院的机构建置，三、其权力的实施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五代时期枢密使的权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五代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再加上枢密使自身的特殊条件，使出现了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的局面。     

唐代的枢密使

唐代中枢体制前后曾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初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到唐后期已被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政事堂)构成的新中枢所取代。起于内廷,由宦官充任的枢密使一职,到宋朝时更发展为主掌军政的所谓“枢相”,与中书宰相对掌文武二柄,其变化更是引人注目。本文试图从唐代中枢体制发展演变的角度,对这一重要职官设置的社会背景,其职权和机构的发展,及其对当时中枢政治的影响,作     

北宋《石熙载墓志铭》考释

作为宋太宗朝唯一一位以文臣充任枢密使之职的官员,石熙载在北宋初年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史》有其传记,其他史料亦有记载,但内容颇少。《石熙载墓志铭》详细记载了石熙载的个人情况、家族世系、仕宦经历以及文学成就,可补正史之缺。在结合正史记载的基础上,考证志文内容,梳理石熙载家族世系及其迁徙情况,可以填补北宋时期石氏家族研究的空白。此外,在宋太宗崇尚文治、"以文抑武"的背景下,探析石熙载充任枢密使的条件,为北宋初期文臣充任武职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五代的枢密直学士

本文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出身基本都是文士，并且大都是皇帝在藩或枢密使担任节度使时的幕僚。其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正途和首要之选。其主要职权则经历了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的过程。它反映了枢密直学士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与皇帝关系的不断密切。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唐后期由于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大大地压制了以宰相为首的士人朝官团,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遂引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即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枢密使、神策中尉等为代表的北司宦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在宦官专权的彤势下枢密使的权势与地位发展到极至。身为宦官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枢密使是作为非宦官身份的外朝官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事实上,由于枢密使在政治中枢的特殊地住使其成为许多外朝官员巴结的对象,同时枢密使与宦官集团的另一权贵——神策中尉之间又时时有权力之争,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复杂化,对唐后期政局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陆游研究札记之三

陆游洞悉科举的弊病,由此而厌恶充任监试官;入蜀时写了思想风格完全不同的《入蜀记》和入蜀诗;尤其是对宋代的《农器谱》给予了热情赞扬与高度评价,显示了他的重农思想。     

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为适应中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一个新官职,设立于1861年底,裁撤于1870年天津教案后,期间皆由满清贵族崇厚充任。其最初职能为办理三口通商交涉事宜,并兼管天津钞关,后来又逐渐扩充到练兵、海防、制器诸项,并兼及地方政务领域,对同治年间的内政、军事、外交等均有重要影响。三口通商大臣职能的演变,是外国列强、清廷中央以及崇厚本人三方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安重诲看五代枢密使的权重

初设于唐代中后期的枢密使发展至五代时期,改用士人担任,其权力也伴随武人掌权的特征而膨胀到极点。后唐明宗朝的安重诲极具代表性,其活动轨迹对枢密使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可由此看到五代枢密使权重的特点和原因。     

《上枢密韩太尉书》导读设计

一、教学设想《上枢密韩太尉书》是苏辙散文创作的精品 ,是一篇文气说理俱佳的古文。学习这样的文章 ,重点应放在“读”上 ,通过“读”去感受文章气势的豪迈 ,通过“读”去体会苏辙说理的精妙。学生以“读”为主 ,教师就应在“导”上做文章 ,在“导读”上下工夫。二、导读设计(一 )引导学生体会 :这是一篇成功的自我推荐信1.解读题目 ,明确写信的背景和目的。明确 :“枢密”即“枢密使”,是枢密院的长官 ,掌管军事大权。“太尉”本为秦时官名 ,是最高军事长官 ,宋代的枢密使就相当于秦时的太尉。“韩太尉”指的就是枢密使韩琦。“书”即信。…     

从官营方式演变看宋代纸币国家信用水平发展

为了保证宋代纸币价值的稳定,宋代纸币的官营方式经历了完全依赖铁钱铸本的交子阶段、以国家专卖商品代金券收兑的钱引阶段以及作为常规输纳手段的会子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宋朝政府关于纸币价值的承诺由金属货币到财政性的金融工具、再到国库当期收入和未来财富,政府的角色也由立法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逐渐转变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宋代纸币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推进的结果,国家信用水平提升的同时带来信用风险的累积,反映了政府和民众信用关系的变化。     

北宋官、职、差遣制新论

北宋前期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早期有很多学者研究,但大多语焉不详,且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将官、职、差遣分离制局限于文官系统;再者对＂官＂的解释局限于＂阶官＂;还有对＂职＂的解释又局限于＂馆职＂。其观点一直沿用至今,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官、职、差遣分离制的原因及意义,公认为是君主集权的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曾惇初知台州时间小考

对曾惇初任台州知府时间,学界尚有不同说法。《全宋词》、《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表述为“绍兴中,守台州、黄州”,用的是约略之词;《中国词学大辞典》认为曾惇绍兴十四年（1144）知台州。然据《赤城集》、《嘉定赤城志》等文献资料,可知曾惇初知台州时间当为绍兴十六年（1146）。     

五代时期端明殿学士的出身及选任、迁转

端明殿学士是五代时期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举,标志着我国殿阁学士制度的诞生。处于初创时期的端明殿学士,其出身、选任、迁转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当时的端明殿学士大部分出身进士及文学之士,很少来源其它;多数从翰林学士选任,小部分来源于枢密直学士及其它;迁转的首选是宰相,其次是枢密使。     

论何乔新之楚辞观

明代前期国力逐渐昌盛后,文坛上出现了以歌功颂德为主旨的台阁体,学者们亦多从教化、治世的角度接受前代儒者的思想。何乔新身处明代前期国力鼎盛之时,他以官方儒者的身份,倡导世人以“推洁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环丽之词而歌咏太平”的态度来接受《楚辞》。他的这种主张亦是明代前期官方舆论风向的写照。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清道光时期汉族翰林与满洲翰林地位之比较

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 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 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 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活跃于当时 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清道光时期满 汉翰林之分歧较量的过程予以深入剖析，验证了“满重汉轻”的历史事实。     

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

秦王朝时期,虽然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但儒家思想也对秦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儒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积极参与了秦王朝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儒家的伦理思想已渗透到秦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焚书”、“坑儒”事件的再认识,更有助于全面、客观地看待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     

五代三大状元

五代历史短暂、战乱频仍，此期状元大多不得伸展其志，且相关资料散佚殆尽，然细读仅存的少数状元传记，其中仍不乏佼佼者，后汉状元王溥、王朴，南唐状元乐史,其立身行事便多有值得称道，乃至可供今人借鉴、效法之处，堪称“五代三大状元”。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民间力量与宋代社会救助

在宋代社会救助过程中,除政府作为主体救助力量外,民间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民间力量用于社会救助主要采用劝分、售卖度牒和创办义庄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