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岑参“西征”诗本事——答孙映逵同志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三期刊载了孙映逵同志《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对拙作《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载《甘肃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三期,以下简称《质疑》)提出论难,帮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本着切磋琢磨、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再提出来与孙同志商讨。     

关于吴伟业及其诗的评价问题——与刘世南同志商榷

读了刘世南同志的《吴伟业论》(载《江西师大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一文以后,受教良多,但对文中的有些观点却不敢苟同。因此,撰成此文,既同刘世南同志商榷,也向专家学者请教。笔者认为,刘世南同志对吴伟业的评价未免过于苛刻,对吴伟业诗歌的成就缺乏客观的分析、公允的评价,往往因人废言,否定太多。以下分三点来论述。     

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兼答邹大炎同志

拙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略论》）在学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有的来信表示赞同，有的提出补充意见，邹大炎同志的《形象思维之我见》（以下简称邹文）一文则对拙文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远未弄清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要科学地阐明形象思维问题，那就需要大家从文艺理论、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想就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问题，主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补充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兼答邹大炎同志对拙文《略论》的批评。我想讲三个问题：     

再论最坏耕地的级差地租——答郑绍增同志

有对土地经营权的垄断，有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并产生不同效益情况的存在，最坏耕地就会有级差地租。土地和农产品的垄断，不但阻碍不同等级土地产品的生产价格平均化，也阻碍同一土地多次投资产品的生产价格平均化。马克思在分析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时，采用了抽象方法和分析、综合方法的结合。应该全面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     

再论“现代史诗”——兼商榷和答辨于余曲诗同志

敝文《“现代史诗”,自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融合》在1987年3月1日的《文论报》(此文同时见于《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87.3)上发表以后,我又读到了余曲诗同志对该文的批评文章《“现代史诗”刍议》。(87年10月21日《文论报》)文章得到他人之关注,这无疑是作者的幸运。这也正说明了“现代史诗”这个课题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下去。下面聊述浅见,以求教于余曲诗同志并诗歌界理论界的前辈与同行。     

再论埃及国家的诞生——兼答刘文鹏同志

本文提出了三个和国内外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涅伽达文化Ⅱ时代不是诺姆国家形成和争霸的时代,而是埃及民族的军事民主制时代;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遗址不是诺姆国家,也不是域邦,而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埃及国家是在对内治水斗争中和对外的征服战争中兴起的,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兴起的第四种主要形式。埃及最初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王国,而不是希腊或罗马式的城邦,是古代东方国家的典型形态之一。     

吴伟业论

“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一自鼎湖龙去后,兴亡凄绝庾兰成”。同治年间诗人朱彭年这首诗,认为吴伟业诗继承了明末陈子龙的“唐音”,全部诗作的核心是慨叹兴亡,本人政治品格等于由南入北的庾信,虽仕新朝,不忘故主。乾隆年间诗人洪亮吉则比之为息夫人,为江总,意思差不多,既指责他有亏大节,又同情他不忘故主,同时肯定他才华艳发。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明崇祯四年(1631) 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迁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转左庶子。南明宏光时,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钺不合,辞官归里。南明亡,乡居十余年,绝意仕进。顺治九年(1625) ,两江总督马国柱疏荐,诏令至京。侍郎孙承泽、大     

再论第三代诗对审美意识多元化倾向的适应——兼答郭云岭同志

笔者在《第三代诗片论》(以下简称《片论》)中探讨第三代诗生成机制时谈到:“多元化的审美要求催生着新的艺术胎儿。”第三代诗的发韧,是政治、社会心理、艺术自身规律等诸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这在《片论》中已经论及。如果仅从艺术的角度去揭示第三代诗产生的原因,那么,我认为,正是诗歌对审美意识多元化要求的适应催生了第三代诗这一簇新的艺术品类。     

再论自然的人化和美的规律——答王人恩同志

关于马克思遗著中提到的“自然的人化”和“美的规律”,是美学的根本问题,美学研究者们都正努力探讨。时至目前,谁也还不敢说自己的理解是足够全面、正确的。我在《自然的人化与美的规律》一文附注中,特别声明非为马克思遗著作注释(见《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4年3期),就正表明尤无此自信。近读王人恩同志《也谈自然的人化与美的规律》(《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3期),其中三分之二是对我的论点的商讨。这种学术商讨,我一向是很欢迎的,故特再论以奉答。王同志和我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否自有人类以后整个自然界即已全面“人化”?或只“人化”其一部分,然后才再逐步扩大其范围?(二)人类生产“按照美的规律而建造”所不得不遵循的“内在尺度”,指的究竟属于主体一方面,或兼属主、客体两方面之内在固有要求?     

再论“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答李呈同志

这些年来经常感到,对于思维过程和逻辑方法我们很缺乏多方面的、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于是,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就奋力写了篇《试论“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简称《试论》),希望这篇浅薄的文章能引起讨论和研究。不久,李呈同志的《是“实践——认识——实践”还是“具体——抽象——具体”》一文,对我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读后使我觉得“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确有探讨的必要,于是写此《再论》以答李呈同志。     

再论“最高成本价格”——答戴国庆、左沃生同志

1981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公开断言:“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只能转化为供求平衡状态下的最高成本价格规律”。1982年3月2日《光明日报》在“百家争鸣栏”,以《对价值、价格、利润问题的异见》为题,对拙见作了摘要介绍。1985年我又在《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以《制定计划与价格的基本原则刍议》为题,对此点作了进一步说明。我想,经济学界对我的“异见”不会全部不知道,但我等了五年,没见到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国务院价格研     

再论两种实践观——兼答周熙明、廖树芳二同志

1985年第六期《湖南师大学报》发表了周熙明和廖树芳二同志合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一文,对本人在该刊同年第一期发表的《论认识论中的实践概念》作了全面的驳论.他们的意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实践概念,我从认识论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出发,而提出的一切观点,全都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坦率地说,仔细研读周廖二位的文章以后,我对自己的观点是更加     

再论“摄影文学”的命名问题——兼答杨健同志

摄影文学的命名实质上是摄影文学艺术特性的概括与凝结。当图文复合的艺术效果尚未被创作实践充分验证的情况下,以为二者结合必将产生出文学宁馨儿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图文复合必有主次,图片为主文字为次。二者结合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意境的能否生成。由此观之,摄影与诗歌、散文牵手较易和谐,而摄影与小说的联姻则困难重重。摄影小说占摄影文学半壁江山,作为大众文化样式,其话语权尚且有待确立,更遑论摄影文学的整体命名呢?     

对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再探讨——答李淮春同志

李淮春同志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三个而不是一个》一文,引驳了我的主要观点和看法。李文还批评了有的同志把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之间,看成是“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李文的意见。但我们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有必要对李文进行答复或反商榷。一、沿着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之间“不存在彼此派生的关系”这一正确认识出发,应当而且必然会要得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的结论;因为它们之间不     

再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兼答石五学同志

生产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曾作过粗浅的探讨,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石五学同志所撰《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独有性》(以下简称石文)一文,即对此提出了质疑。石文     

论方伯谦被杀问题——答戚其章同志

戚其章同志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发表《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一文,对拙作《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提出一些意见。本文将就戚文所提意见,对丰岛海战作些补充说明,并讨论方伯谦被杀问题。     

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答龚维华同志之疑

社会生产目的和企业生产目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就社会主义而言，仅为社会生产目的是“满足需要”，企业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缺乏事实根据；国家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与社会生产目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强调这一点，并不等于否定二者联系。而是反对将二者合一或等同；商品经济社会，生产目的不能也不应当表现在使用价值方面。这并非是割裂了国民收入的实物与价值二形式的关系，并非歪曲了国民收入的实质和价值形式的本质。     

再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兼答刘浩学同志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究竟处在何种地位上,在教与学的矛盾中何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都是教育理论研究中聚讼经年而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有助于我们逐步地接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或者说使我们的认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1986年11月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的问题(拙文见《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1期)。有的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作为讨论的参加者,我不揣丑陋再次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大家。     

再论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兼答杨天石同志

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一九○三年第八期的《浙江潮》,迄今已七十六年,而其作意,近年来始引起注意。杨天石同志在《鲁迅<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王杏根同志曾撰文于《山东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六期,对杨文提出商榷。翌年,该刊第四期又发表杨天石同志的《读<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一文,对王文表示异议。王杏根同志再写此文作答。本刊予以发表,以期进一步讨论。     

再论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对立统一——答王金福、李同洲同志

1991年《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王金福、李同洲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客观性原则和主体性问题》一文。文中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特别是针对笔者在同年第1期《哲学研究》发表的《论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对立统一》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实践观只是体现客观性原则而排斥主体性原则的观点。借回答王、李二同志的机会,笔者就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对立统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