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并未举兵叛变、围攻总统府

1922年6月16日,驻广州的陈炯明所属部队在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领下突然围攻孙中山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事先得到密报,前往永丰舰避难。关于这一事件,海内外从来一致认为是陈炯明主谋的。也即,“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首先看此说的理由: 一,事变前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政治主张不同已产生矛盾,而这次叛变的军队又是陈家军。一些人因此而断定事变的主谋者是陈炯明,连孙中山也不例外。6月15日也即事变前夕,孙中山还不相信陈炯明会叛乱,但当陈家军炮击总统府后,便在永丰舰上对记者说:“余信上星期五晨之轰击,乃出于陈炯明命令。”自此,陈炯明是主谋这一说法便广泛流传。     

新发现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亲自理财史料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式成立政府,准备全力北伐吴佩孚。不料在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陈炯明,与英帝国主义、直隶军阀相勾结,公然发动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妄图杀害孙中山,成为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陈炯明叛变”。     

陈炯明让宋庆龄终身不孕

陈炯明是老革命党员，孙中山开府广州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16日，他率军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叛变孙中山。凌晨两点多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时，由于形势危急，孙中山要怀有身孕的夫人宋庆龄先行撤离，但宋庆龄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留下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让孙中山先行离开。后来虽然她与孙中山都安然脱险，但因过于劳累和紧张，惊动了胎气，不幸流产。此后再也没有受孕。     

孙中山广州蒙难若干史实考

1922年仲夏,正当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在赣南胜利进军之际,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孙中山走避军舰坚持抗击五十多天,后因待援无望而返抵上海。这一事件,史称孙中山广州蒙难。孙中山广州蒙难已七十周年,在此事件过程中,若干史实史书记载不一,在此作粗考,藉以与史学工作者商椎。一、孙中山广州蒙难首登何舰     

孙中山一篇谈话稿的日期考证

《孙中山全集》中收录的《关于陈炯明叛变之谈话》一文，编者认为写作时间是在“7月10日前”，这论断不确，应为7月11日。     

抒写恩怨的挽联

自古以来,朋友去世,送副挽联,以表哀思,属人之常情。如果送挽联的人与死者生前有些恩恩怨怨,那么这挽联,就会表达一种复杂心情。下面这几副对联即是这样的例子。陈炯明挽孙中山 1921年,孙中山依靠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力量,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第二年,陈炯明受直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收买,举行军事叛变,导致了1922年孙中山     

铁军

铁军是指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组成于1925年秋,其前身是粤军第一师,是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后组建的。当时,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已扩充达四五万人,但成分复杂,内部不和,孙中山派粤军总参谋长邓铿选素质优良的军官组建第一师,并由邓兼师长。邓铿励精图治,用进步的军事技术、政治常识,教育和训练士兵,使第一师很快成为比较有政治觉悟和训练有素的部队。     

廖仲恺石龙被拘析——以孙中山革命事业为轴心的廖陈关系演变

1922年6月14日,正当北伐军跃马挥戈于江西战场的时候,陈炯明以领款及协商要事为名,电邀廖仲恺到惠州。次日,廖仲恺刚抵石龙,就被陈部扣留,镣手铐足,囚禁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石龙囚廖”事件。廖仲恺与陈炯明共事多年,曾给陈炯明及其粤军以很大支持。然而,却遭到陈炯明的诱捕和囚禁。其原因何在?当时的《申报》认为“系因财政上手续,有待清厘,恐其闻变     

蒋介石与闽南

1918年9月至1920年8月,蒋介石投身孙中山发起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在漳州参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先后任粤军司令部上校作战科主任和二支队司令。由此,开始他真正的军事生涯。粤军的成长壮大与其在闽南的征战密切相关,故蒋介石在粤军的一段经历就与闽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在孙中山敦促下,率领粤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界地,建立了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第一块根据地。刚刚建立的苏俄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表示了赞扬和支持的态度。苏俄政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亲自撰写文章,称赞上述事件是“在中国实现苏维埃代表制”(1)。旅居俄国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也在彼得格勒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赞扬     

除济棠主粤时期广东教育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西防城县人。16岁应考乡试,榜列第三。18岁先后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及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加入同盟会。1916年任护国军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他奉孙中山密令协助讨伐陈炯明,及至广州光复,积功历任团长旅长。1926年任十一师师长。1927年,由国民党政府派赴苏联考察,历时八个月。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1932年,兼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八月赴欧洲英、     

试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内在动因

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 ,不但是因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更主要是自身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即孙中山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奠定了联俄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加深 ,奠定了联俄的外交政策基础 ;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还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 ,促使孙中山最后下决心走联俄道路的是陈炯明的叛变     

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探析

陈独秀与陈炯明尽管分属不同阵营,但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与陈炯明短暂合作,并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陈炯明与孙中山在广州决裂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背叛行为,陈独秀与陈炯明由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两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也为那个时代诸多重大事件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成长环境提供了别样的历史注脚。     

鲁迅思想二七年“质变说”疑

一般来说,一九二七年对鲁迅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不少研究者把这一年定为鲁迅思思质变的年代。如王士菁把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在第三阶段(即从一九二七年“广州事变”开始)鲁迅已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文学家张毕来先生也认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公开叛变,使鲁迅完成了“毅然抛弃了进化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变。这种一九二七年“质变说”在鲁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和相当影响,也为一般     

“黄埔的慈母”廖仲恺

192 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 ,广州虽然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但却是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把持的天下。杨、刘自恃讨伐陈炯明有功 ,驻军广州 ,控制广州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 ,对新生的黄埔军校百般刁难。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 ,黄埔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尽心竭力 ,使出了浑身解数。那时候 ,军校武器奇缺 ,资金也捉襟见肘 ,全部依赖廖仲恺一人东奔西跑筹款勉强苦度。军校开学前 ,孙中山批准发给黄埔军校 3 0 0支粤造七九式毛瑟枪。但当时的兵工厂 ,并不以军校为重 ,只知道惟军阀马首是瞻。廖仲恺交涉了不少时日 ,说了不少好话 ,到开学时 ,也…     

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的命运十分密切。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通过省议会,积极推动省宪运动,出台广东省宪法草案,使广东省成为当时最有能力深入推进省区自治的希望之地。但是,围绕着省区自治和国家统一方略,陈炯明与孙中山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广东省宪运动走向消亡。陈炯明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对立,表征着两种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冲突。陈炯明政治主张的最终失败,意味着作为渐进调和的省宪自治运动模式无法回应时代需要,而集权政治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早期推进现代化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发展由此实现从联邦主义到中央集权主义的转型。     

广州工人与商团事变

因广州商团事变引发的工商阶级对抗,不仅是国共合作“扶助劳工”的政治动员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政府为挽救其危亡而刻意实施的权宜之策,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步入“阶级斗争”的理念正轨。随着商团的覆灭,此种阶级意识亦即呈弱化态势,这与国民党“工商协调”的劳资政策有着密切关联。     

孙中山与梧州善后处

1924年5月15日,孙中山任命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6月14日改为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兼梧州善后处长,在梧州设立善后处,办理梧州及其上游各地善后事宜。1925年10月,李济深电告收束梧州善后处,将梧州事权交广西全省绥靖处接管。梧州善后处仅存在一年又五个月。在这期间,孙中山一方面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实现以党建国治国;另一方面创建黄埔军校,建没革命军队,督师东征、北伐,以实现武力统一中     

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先致力外交”的选择

一 孙中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没有马上回国而决定“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武昌成为革命的“首义之区”没有思想准备所致。 美国学者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引用孙中山本人的话,得出结论说:“孙中山后来把这次革命的成功说成是纯粹的偶然事件。”①当时孙中山的确有此认识,他在《革命原起》中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②孙中山这一看法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或不赞同。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批评说:“这种看法,既低估了革命力量,又低估了群众的反清激情。”③李廉方则认为:“革命爆发的时间和方式诚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次革命的成功决非偶然。”④可是现在的学者,为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往往对此采取视而     

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

此文旨在对以往论述不足的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几个问题再作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在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共产国际、苏俄的观察和评论有一段过程,其评论前后不一致,而且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内部亦的歧异,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对孙中山后,才渐趋一致。但其观察和评论的正确性,仍存尚待继续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