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大复年谱”若干问题的考证

何景明(公元1483——1521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别号胎簪子,不常用,河南省信阳市人。 何景明是明代前期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批评,诗赋文章,样样皆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与李梦阳发起并领导了明代前期的文学复古运动,开一代文风,领一代文学风骚,成一代文宗;成为明代“前九子”的领袖人物,与李梦阳并称“何李”或“李何”;也是明代“十子”之一;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又有明代“弘(治)正(德)四杰”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何景明的文艺批评思想,诗赋文章,为历代批评家所注目,自明至今,对其批评的著名学者,不下二百家。     

康海文学思想初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虛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文学复古运动”的过程中,至正德年间却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拟古;何景明则倾向     

何景明与李梦阳

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何景明与李梦阳并称大家,声震诗坛,雄视天下。二人以复兴古道为己任,“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王廷相《大复集序》)推波助澜,形成了整个明代最有声势的复古潮流。流风余韵,不绝于后;从明中期到明末期,绍述者大有人在,改朝换代至清初,其影响仍存。 何景明、李梦阳之前,主明文柄者为李东阳,李东阳因位居宰辅,故天下向风。“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不道。”(《明史·李梦阳传》)弘治十六年,何景明在京造访已“以文章雄视都邑”的李梦阳和边贡,“语合”而相得甚欢。(见     

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

对于复古,何景明与李梦阳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在对文学史检讨与批评的基础上,何景明提出了典雅与流转结合、写实与寄兴结合的文学创作准则;何、李的复古目的在于“改制”,一方面是要改变八股时文,但更主要的则是借秦汉、盛唐的文学精神使沉寂的明代文坛重焕光彩,恢复活力。但何、李二人虽同是“复古”的倡导者,由于二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追求,使得何景明无法恪守李梦阳的古“格”与古“调”,而更倾向于“登岸舍筏”,力求摆脱古诗人的规范而加以创新,致使二人取舍异路,产生了分歧     

从“筏喻之争”看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失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与何景明成名后，由于在师古问题上对“古人之法”理解和应用存在着较大分歧，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因何景明曾借用佛家语以“筏”喻“法”，主张“舍筏登岸”，史称“筏喻之争”。本分析了李何二人共有的囿于字句音声与修辞结构谈论诗“法式”的共同理论缺陷，试图从中手绎“七子派”总体上由复古陷入拟古的端倪。     

何景明及其诗文创作简论

何景明是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是明代中期文坛上复古运动的主将，他为人耿介不阿，铮铮铁骨，有国士之风，其诗文表现出暴露黑暗，针砭时弊，干预现实，关心民瘼、抒写不平等进步内容，在艺术上，诗歌以飘逸取胜，文章则表现出峻刻之风。     

“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

明代散文的发展,有过几次变革。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复古”或“拟古”,是较早的一次。当时影响很大,后世议论纷纭。直到今天,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对于“前七子”这样的流派,尽管并不论述他们的文章,却总要援引他们的主张,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类从而论定其得失功过。至于这些作者的文章究竟怎样,具体的揭示尚少。不要说七子,就连为首的李梦阳、何景明这样有代表性的作者,过去的研究也还不够。我想,对于一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探讨,对于一个流派得失功过的评价,不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不从个别的分析作起,是很难得到确凿的结论的。这里想从“前七子”之“复古”,简略谈谈七子之一何景明的文风。     

论王闿运对明七子复古体系的重建

王闿运复古承明七子而来,对明七子之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对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门径提出批评,界定汉魏六朝五言古诗为其复古的诗学对象;提出了一套具体完整的诗学方法,解决了明七子的“筏喻”之争;质疑后人讥明七子复古为“优孟衣冠”,论述了形神兼似的拟古标准,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对明七子复古体系的重建。     

从李何文学论争看何景明的文艺思想

何景明和李梦阳曾对文学复古问题发生过争论。大致说来,李梦阳与何景明的争论焦点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法",一是诗歌的体貌风格。何景明不像李梦阳那样主张"尺寸古法",而提出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最终"舍筏登岸"自成一家,强调学古为手段,目的在于独创。在风格体貌的追求上,李梦阳追仿古人的"格调",一味追求雄奇豪放而有流于粗旷之嫌;何景明主才情,他的创作风貌趋向于俊逸秀丽一路。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文学论争虽然有意气之争的成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人的文学主张。对二人的文学论争进行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前七子"文学主张的复杂性和何景明的文艺思想有重要意义。     

论古典诗歌鉴赏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经典的阐述,如“诗无达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都是精辟的理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表达了意辞之间的关系,而“诗无达诂”则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膜。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有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这说明了“文本”     

论何景明的文艺思想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李梦阳并称,为“前七子”的两大领袖,曾通力提倡“复古”,反对“啴缓冗沓,萎靡不振”的“台阁体”,一时天下文士翕然风从。 《明史·文苑·二》中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     

信阳俊逸人 巾带含风流——论何景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

何景明是明代的重要诗文作家。《明史·文苑传》认为他与李梦阳是转变明初诗风的代表人物: 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於斯一变。近世诸文学史论何景明者多沿袭此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明代文艺思潮,认为明代有复古与启新二种潮流,并说: 后来李、何、李、王与公安、竟陵,互相水火,即因各据一端,不能全备诗道,於是成为牴牾而相容了。这对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起了推动作用。进而学术界又认为这种新旧的冲突,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对文学的影响,这一认识从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一个时期文艺思潮的涌起,不仅表现在后浪推前浪的起伏中,     

隐心不隐迹——试论皎然的世界观

在唐代群星璀灿的诗坛上,释皎然虽不及李、杜等大家,然亦自有其光辉。刘梦得说:“诗僧多出江右,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音之乐。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沏公承之”。(《全唐诗话》卷六)然对此一代诗僧,文学史上一般只提及他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其创作不大为人重视,或以为身入空门,思想消极遁世,其创作主要写山水游赏、宗教生活及经验,内容无可取。即有选家,     

论戴复古诗歌的艺术特征

戴复古是南宋江湖派中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诗歌艺术上曾作过不懈努力,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使他的诗在南宋诗坛内现出奇光异彩。他的诗,突出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有为而发感情真挚言志抒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光荣传统。戴复古反对把诗歌作为流连光景和游戏消遣的工具。他的《论诗十绝》其五说:“陶写性情为我事,流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戴复古的大部分诗作,鸣自之不平,鸣世之不平。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有时借古抒情,表现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遥深感慨。《琵琶行》写白居易作《琵琶行》本事,最后却大发感慨,高亢激昂地写道:“白乐天,白乐天,     

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

文章认为林逋的复古与柳开、石介的复古不同，他具有复远古的味道。林通的隐逸走的是儒家内圣之路。林逋的诗歌既有白体之平淡，又有贾姚锻句工警的特点，其为人、为诗皆为宋人所追慕。     

论明朝诗坛复古的呈说方式

明代文学基本围绕复古和反复古来相互推进,复古浪潮的空前激烈,纵然有朱元璋建立政权、恢复汉制的政治原因,也有思想界严羽"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倡导。然而如果从学古的方式上细分之,则可分为以李梦阳、李东阳为代表的"形式复古"论,和以方孝孺、何景明为代表的"通变复古"论。     

试论李煜词的艺术敏感

诗歌的发端,本在于“心”之感“物”。“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礼记·乐记》)。这是古的儒家诗乐理论。而对于其中的“物”,钟嵘的《诗品序》又作了这样两方面的阐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     

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

王士禛诗歌在神韵说指导下,追求言外之意,含蓄深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真谛,纠正了明七子貌袭而“神”遗之失,弥补反复古派强调个性之真而忽略诗“韵”的偏颇,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触及感伤的时代情绪和失落心态,也为传达志找到安全合宜的形式。而雅正清远的神韵之什,又是营造稳定、太平的“盛世元音”,被皇权着意选择,以之“振兴诗歌”,扶轮大雅,他也受到康熙帝的眷遇和擢拔,登上诗的“开国宗匠”之位。这除了个人的因素外,也是诗歌自身发展与历史、时代合力作用的结果。     

吴均与齐梁诗歌复古思潮略论

吴均是齐梁之际文学复古恩想诗文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均的诗“清拔有骨气”，结构纵横跌宕，语言质朴有力，是汉魏“以气为主”诗歌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当时持文学复古论者不乏其人，尤以裴子野为“极端”代表，他反对诗歌华艳的形式倾向，力主内容的纯雅与质朴。     

论"诗家三李"化用神话的差异性

中国神话源远流长，是中国学艺术最早的艺术源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与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与坛庙，久而愈进，物逐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章之渊源……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之也。”这段话对神话的起源、性质、特点及与章特别是诗歌的关系作了精妙的叙述。唐代是诗歌的国度，而中国神话对一代唐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中国神话的化精神养育了唐代诗人的气质禀赋和化性格，并丰富了唐诗的创作题材。唐诗中有大量直接或间接化用神话传说的诗歌。而“诗家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三位诗人的浪漫主义诗歌则最能体现这种影响。他们的诗歌大量化用神话传说，想象可谓是天马行空，匪夷所思，或成仙或化鬼，或上天或入地，创造了一个个瑰丽奇幻迥异于人间的神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