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设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点补充性设想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文学史理论构想的合理性与艰难性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这一概念在国家建设和文学想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之外,试图从语言关系的层面对疏漏的海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包容尝试。     

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文学史写作应遵循求＂真＂精神。所谓＂真＂的精神,即对文学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和最高原则。     

回归古典还是回到古代——对文学史研究理论及方法的思考

对西方近代文化中＂历史主义＂的崇尚,使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和史纂实践在二十世纪初叶便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初步获得了现代性品格。同样是对＂历史主义＂的过分倚重,又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刚刚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便深陷一种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失却了其独立性品格。百年文学史观念的演化经历了进化论文学史观、实用主义文学史观、唯物论文学史观这样三个阶段。其中均贯穿着＂历史主义＂这样一条主线。目前文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历史主义＂的危机。文学史研究的出路,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历史主义＂的规范、标准和惯例体系之外,构建一个以＂经典主义＂文学史观为主导、以文学自身进化观念为核心的文学史系统。     

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及其策略——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为中心的批评与考察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及其策略是当代文学史的两个大问题。文章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为中心,对＂重写文学史＂之后当代文学史中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问题作出批评与考察,解读了当代人对于＂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以及＂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当代性＂是何关系这两个问题。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重构的目的与手段、文学史的＂真实性＂本质、＂外国文学史＂的性质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辩护。跨文化重构是一种借权力实现制控的再创造活动,主体性介入是其必然的文化逻辑,是确保重构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文化逻辑中的内在冲突是可以克服的。文学史具有主观真实性,这为跨文化重构中的主体性介入提供了可能。作为跨文化重构形式之一的＂外国文学史＂,尽管其观照的对象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其实质是对多国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总体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作为文学研究,它所产生的就不只是客体本身的知识,同时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     

观念的还原与叙述的减法——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对近年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过度突出＂思想＂的现象有所纠偏。全书从＂历史的文学＂（史料）入,从＂文学的历史＂（生命）出,以动态、开放、多元、包容的理念和丰富的史料,构造出充满原生趣味和现场感的文学史。书名虽曰＂写真＂,然全书贯穿的对话、史论互证的特点,依稀可辨出其中淋漓的生气。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目前流行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对中国文学的解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本文指陈前述的文学史观缺点所在,从必要性、可行性角度,力举研究＂民国文学史＂,以弥补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国文学史＂被放逐,从而造成大中国文学史谱系断裂的历史性遗憾。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70年的时间里已完成了80部之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无可推卸地成为了文学史编撰的先导与模本,既是对前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该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兼容了＂人本＂、＂激情＂等学科化特色;确立了文学史的体制化和话语权威;提供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评的标准;也留给我们一些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当下时势与学术主流之间的困惑与挑战。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自我＂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此后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动向,但其地位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会不同。在＂自我＂文学史观被摈弃的今天,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文学史叙述的线、面、场、体与价值旨归——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的问世谈文学史写作问题

当前的文学史叙事,存在着两种思维定势：文学史动态过程的线性发展观与文学史静态格局的平面组合观。《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则化＂线＂为＂场＂,化＂面＂为＂体＂,显示了学术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文学史观上的重大突破。     

论“文宗”的内涵演变和文学史意义

＂文宗＂是一个尊称,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它是作家批评用语,文学史叙述与评价的术语。＂文宗＂有当代评价和异代评价之别,其文学史意义为：当代评价受社会学因素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景观;异代评价,是历史的评价,是文学史认识过程。     

装帧证史——浅谈现当代文学书刊装帧对阐释文学史之意义

长期以来,作为文学＂副文本＂,书刊装帧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和阐释。本文将从版本价值角度切入,以装帧与设计者、装帧与作品的关系为基点,就装帧鉴证文学史、反应文学思潮等重要意义加以阐释,提出系统整理现当代书刊装帧并对其进行考察,从＂装帧证史＂的角度开辟关照文学史新路径的建设性意见。     

陈平原小说史研究方法论

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的书写,从方法论上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者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中各有侧重。新时期以来,陈平原在小说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即由原来的＂由外向内走＂到＂从里向外看＂,致力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沟通。这不仅可视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向,它更体现了陈平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反思。因而,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既与王晓明、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遥相呼应,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对新时期学人地位与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独特思考。     

文学史理论建构的多元与写作实践的困境

文学史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激励下,学者们为文学史写作从理论上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带动了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从多样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困境两个方面来总结现阶段文学史理论建构及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阶级论”：现代文学史编写的探寻与反思

＂阶级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曾产生较大影响。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建国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较早编写出版的教材,是体现＂阶级论＂同时又保留个人思考的著作。丁易和刘绶松在王瑶的基础上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推向了唯＂阶级论＂是从境况。＂阶级论＂将阶级性从人性中剥离出来并取代人性,只关注政治革命作用的高低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理性和人文价值的存在,其背后的支撑点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绝对并片面化的认知方式导致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未能反映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创作实绩。     

外国文学史教学中的阅读策略

外国文学史课程是大学中文专业必修课之一。通过梳理外国文学史教学中的阅读链条,构建良性循环阅读体系,以阅读实践推动＂知识性阅读＂向＂学术性阅读＂的转变,推动外国文学史教学走向深入。     

由《问题与方法》看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

从叙述者立场的＂坚定＂到＂犹豫不决＂,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立场的变迁在他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见一斑。本文试图通过他的文学史著述的梳理,重点考察《问题与方法》一书,来探讨洪子诚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意义。     

谈钱理群之《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

钱理群先生秉着＂作家的文学史研究＂这一多向、多维的理论研究方法,对曹禺及其戏剧作品作了一次＂心灵史＂的精神巡礼。其批评措语中存在一些错谬及疏漏处,作为批评的批评,对其中的一些缺欠问题进行探源性的思考和驳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