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先生的学术道路

李迪先生（1927-206）是中国数学史、科学史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科学史家。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是：矢志不移、锲而不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专题起步、纵向开拓;扩大战果、横向开拓。这条道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也是真情诗人

编者按：惊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不幸辞世，举国悲痛。与费老曾有多面之交的李燕杰教授特撰写此文，深切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学界泰斗、真情诗人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文化观对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启示

在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消亡、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面临着的严峻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费孝通晚年关注世界发展,在不同场合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的思考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费孝通先生晚年的重要学术贡献

费孝通教授晚年的重大学术贡献是:在回答"社会是什么"这个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元问题"上,破解了西方社会学的迷思,建立起了"生活论"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范式,从而确立了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明确了社会学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属性,建立了从生活逻辑出发和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研究方法。费孝通所确立的"生活论"研究范式为求解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实体与价值、理性与情感、实证与非实证研究等基本理论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我的学术道路

张芝联先生不幸于今年五月仙逝,噩耗传来,学界不胜悲痛。张先生是学贯古今、融会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对法国史、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尤大,功名卓著,永垂史册。     

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教授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内地重建社会学学科，在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目标后，即迅速开展了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建设。同时，继续书写已多年中断的“农村研究”和“民族研究”两篇大文章。1984年，他把研究重点转到“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上，自1982年至1995年14年中，费教授先后11次到内蒙古实地考察，按内蒙古“南农北牧东林西铁”的分布特点，走访了各典型地区。他身体力行。力图做到言传身教，为年轻一代铺路、搭桥，以实现“从实求知”的目标，表达他对重建社会学学科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视。     

浅谈稷下先生的学术修养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稷下学宫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稷下先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特殊的历史风采.稷下学宫中诸子各派之间不仅自由地争辩、批判,而且在激烈的思想交锋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吸收.稷下先生以其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学术修养对稷下学风的形成和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费孝通:人的心态研究在中国——基于《孔林片思》的阅读及思考

跨入21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的主题,但仍然存在着大量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正如费孝通所说,"21世纪是个危险的世纪!"因此按照其观念,怎样处理人的心态关系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有最经典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家。费孝通呼吁一个精通中国人学关系的,并且从实际出发却又能超越现实的"孔子"出现。     

教育之根与文化自觉——读顾明运先生《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有感

教育研究需要开辟和践行文化范式。文化是教育的根基，人是文化的人，教育和教育研究应该高扬人、人文和文化的主旋律。教育研究的文化范式的应用需要文化自觉；需要辨证融通。教育的研究者和践行者应当具有历史使命感，为教育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努力承担责任。     

高校学报的学术局限探析

高校学报是反映高校科研和教学成果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偏离了学术本位,出现了学术质量滑坡、学术泡沫泛滥、学术腐败蔓延等学术不端现象,期刊编辑要认真反思,本着学术独立之精神,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新局面,真正发挥学术公器的作用。     

规范化: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观

目前 ,对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仍然有不小的怀疑和争论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很大程度上是与教育学的学术声誉不好、专业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的。即长久以来教育学没有形成自己健全的学术规范 ,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与社会科学中其它学科相比有较大距离 ,如何构建教育学的学术规范 ,本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学风嬗变的历史警示与良好学风的构建

学风不良历来是社会发展中的毒素,极大地毒化着社会的良好风尚并阻碍人们的敬业精神、务实求真心态与行为的形成.考察学风的历史变化既可以窥视出学风良劣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可为学风内容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良好学风,要以史为鉴,需要以历史的责任感去建立并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环境,为整体社会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内在的不竭动力。     

学术失范的危害性探析——兼谈我国《学术法》的制定

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学术失范的另一阴暗面。这种阴暗面的存在又将引发人们的不公正感和激愤情绪,并败坏学风、文风和党风,浪费国家财力和学者精力,损害学术队伍的形象和声誉,最终将降低教授、研究生和整个学术队伍的学术水平。为了根治学术失范,我国必须制定一部《学术法》,把党和国家繁荣学术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国内外学术研究、评审与管理、出版中应有的学术道德、职业精神与成熟的方法、经验、原则、程序和制度以法律形式记载下来,并加以推广,从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规范学术研究队伍和学术出版机构的学术行为,加速科技创新并实现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第二次飞跃。     

论"汤、沈之争"(下)

“汤、沈之争”在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是受戏曲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当时戏曲现实创作和理论状况以及论争主体条件等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整个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工作和元代戏曲理论、创作实践的联系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一个反映。中西曲论发展进程中的情与法矛盾的横向比较存在着一致性和差异性。     

论“汤、沈之争”(上)

“汤、沈之争”在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是受戏曲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当时戏曲现实创作和理论状况以及论争主体条件等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整个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工作和元代戏曲理论、创作实践的联系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一个反映。中西曲论发展进程中的情与法矛盾的横向比较存在着一致性和差异性。     

我的学术之路(三):中学教师的知识和学术积累

1973年至1978年五年间,作者在前旅大38中任美术教师,同时担任学校图书管理员并承担多门文科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和之前的知识积累为作者后来从事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铺垫和良性准备,对后来的学术思维和论文写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

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孙中山先生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 ,对此他也有所考虑和回应。他的回应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集中起来就是 :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一直受欧美列强的欺凌 ,而“黄祸”论正是列强分割中国、争霸亚洲的借口。他强调中国爱好和平 ,革命成功后会实行“开放主义”;而开发富源和发展经济 ,不仅能养活自己 ,还会为人类造福。晚年他坚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与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互相扶助 ,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他关于未来的战争不是“人种”之战 ,而是“受屈者”与“横暴者”之战的观点尤其精辟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的学术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先生处在一个物质环境极度恶劣同时学术氛围又极度浓郁的联大校园之内。8年间,处理完公务与教书之余,陈先生发表了诸多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思潮、抗战对策等诸多领域。一方面从当局困境着眼,提出针砭时弊的对策,另一方面从抗战大局出发,为抗战胜利建言建策。这8年与抗战前后一起形成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期。     

范伯群先生学术研究之旅

范伯群先生从研究知识精英文学入手,然后转入了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从最初的为“鸳鸯蝴蝶派”正名,到几部通俗文学史著的问世,他利用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提出了“两个翅膀论”的著名论断,为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他在雅、俗两个文学领域的高瞻远瞩为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