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松龄的孤愤中寻找启示

清代伟大的文学家蒲松龄够倒霉的,一辈子没有考取功名。小时候曾以优异成绩通过最低层的考试,得中秀才,此后的乡试就屡战屡败。从24岁开始到63岁,将近40年间多次参加乡试,有文字记录可考的就有7     

明代应天府乡试考官新探

应天府既是明初的首善之地,其乡试规模也是全国之冠,故应天乡试历来被统治者重视,其乡试主考官从建文元年开始就从翰林官中选任.主考与两类同考官之间关系不甚相同,一是与教官同考,以主考领导下的合作为主;二是与甲科有司同考,既有合作又有相互监督.应天乡试考官给乡试取士造成的影响,则是积极远大于消极的一面.     

“门秀三千”的经学大师俞樾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清道光元年(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县。他出生于世代读书、家学渊源的家庭。祖父廷镳,为乾隆钦赐副贡生,父亲鸿渐嘉庆举人。俞樾六岁由外祖母姚太夫人亲授启蒙,9岁就能以写书作戏,还为书作注。他读书记忆力特好,常能过目不忘。16岁(1836年),初应小试取入县学。第二年,应乡试中副榜第十二名。24岁,中乡试第三十六名为甲辰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进京会试,成绩很好,又复试于保和殿。考卷中有“澹烟疏雨落花天”的诗题,他依题作诗,其中有“花落春仍在”之句,用意积极,深得主     

错吟对联误终生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十九岁高中乡试秀才第一名，之后一直考到七十岁都没中举，到了七十一岁时，考官觉得实在过意不去，才思赏了他。如此人才为何屡试不中呢？个中原因说起来还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莆田经纬·古代人物介绍

郭尚先（1785—1833），字元开，号兰石，又号伯抑父，城关书仓（今莆田城厢区凤山街书仓巷）人。尚先年轻时就以“博洽”知名。嘉庆十二年（1807），举福建乡试第一人。十四年（1809），成进士，改庶吉士，奏习国书（满文），与林则徐同馆，为相国卢荫溥所器重，常共集卢家畅谈掌故，相得甚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十八年（1813），充贵州乡试正考官。二十年（1815），充国史馆纂修、文颖阁总纂，修《治河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二十一年（1816），任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1819），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回京后，充《明鉴》纂修，…     

借鉴明代民族区域乡试监考官特点,改善高考监考队伍

明代民族区域乡试主考官与监考官队伍的异种民族监控,乡试监考官由外省人员组成,乡试监考官的文化水平及科举功名的高要求,乡试监考官官位要求品级高且文官与武官结合的监考团队是明代云贵川桂四省科举乡试的特点。就借鉴明朝科举乡试考官经验,结合2014年河南高考舞弊案件,提出了在高考县市考点安排少数外地监考教师;提高高考监考人员的学历与职称要求,认真筛选监考人员;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科学选用公安、武警人员参加高考监考团队;制定《考试法》,加大对监考人员舞弊违法行为法律处罚力度等四点建议。     

我看范进

在《范进中举》这篇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一个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范进。使他丑态百出,可在我看来丑态百出的范进也有可取之处。在文章中胡屠户谩骂范进的情形十分生动,考试之前,范进被岳父骂得狗血喷头,摸门不着。但他没有反驳,并没有像我们当今不少学生,跟父母长辈顶嘴、吵架。相比之下,范进的态度还比较驯服。但他心中并没有放弃乡试的念头,毅然再次乡试。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中了举。这难道不是他坚持不懈精神的体现吗?而现代中学生很缺乏这一点,一些高考失败的人,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萎靡不振。而范进却拥有其学之以恒的精…     

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上部)

清道光十七年，张之洞出生在父亲张瑛的任所——贵州兴义府的知府衙门里。张之洞天资聪颖，在父亲、塾师的严格督促下发愤读书，十三岁便一举考取了秀才。十六岁参加乡试高中第一名，成为少年解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一次高尚的作弊

1537年,即嘉靖十六年,湖北武昌举行乡试.乡试时,一个考生的成绩给几位主考带来了艰难的抉择,让他们费尽脑子. 这个考生的试卷交上去后,主考们一看,华彩满篇,见解新颖,让人读了拍案叫绝. 翻开考生履历,此人竟然只有十三岁.十三岁的孩子,文童如此通达,见解如此犀利,这是大明立国两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这是神童啊.     

张之洞

清道光十七年，张之洞出生在父亲张瑛的任所———贵州兴义府的知府衙门里。张之洞天资聪颖，在父亲、塾师的严格督促下发愤读书，十三岁便一举考取了秀才。十六岁参加乡试，高中第一名，成为少年解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后因洪秀全的太平军兵乱和其族兄张之万两度任会试同考官，需近亲循例回避，使得此后十年间，张之洞在会试途中屡遭不利。直到同治二年，张之洞才通过会试、殿试，高中第四名。后受慈禧太后赏识，提为第三名探花，入翰林院。四年后，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后奉旨任湖北学政。在三年的学政生涯中，他大…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资料考析三则

乡试是科举选拔考试中的第一层级,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也最为熟悉。科举文献记载的乡试史料并未包括全部的规制细节,明清小说却对此有所表现,其中有关乡试考篮、进场前的仪式和封号之前的具体事宜等项,小说资料都起到了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翁同和教育思想初探

翁同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并且还是一个教育世家。祖父翁咸封曾任海州学政,主管地方教育,在任时创办书院从事教育活动。父亲翁心存,年青时在家乡常熟教过私塾,担任过书院主讲。以后在江西、四川等地当学政,还做过福建、浙江等乡试的考官。他是恭亲王、惇亲王等皇室成员的老师,晚年任同治皇帝的老师。他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母亲许氏,出嫁前曾做过家庭教师,以后又是自己子女的启蒙老师。翁同和在28岁时就被朝廷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同年又被命为陕西学政,32岁被任命为山西乡试正考官。以后,曾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正副考官。35岁开始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以后又担负教育光绪皇帝的使命,担任帝师前后共达30年之久。他的大部分精力投放在教育工作上。他培养出了具有革新思想的光绪皇帝,他为朝廷举荐、选拔     

姚母教子:智设窃蛋案

姚梁(1736-1785)浙江庆元县松源镇姚家村人.自幼好学,23岁保举优贡,清乾隆三十年(1765)顺天乡试考取举人,三十四年登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历任礼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顺天乡试会试同考官、山东学政、饶州知府、川东分巡备道、江广按察司、河间府知府等职,所至皆有政绩.三十五年后封奉直大夫、中宪大夫、通议大夫,世称"三大夫".     

意境人所有,笔妙人所无——略谈归有光和他的《项脊轩志》

<正> 归有光是明代中叶一位很有名气的散文家。他“九岁能属文”,以后又博览群书,虽产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犹“困千闾里”、仕涂蹭蹬终生抑郁不得志。三十百岁举乡试第二,其后“八上春官,     

黄凤岐与经济特科

黄凤岐（1851－1933），字方舟，安化龙请人。4岁发蒙。不数年遍诵经史，17岁兼习武术。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五年（1897），在岳麓书院人名师周玉麟、徐菜之门，致力于经世之学。光绪十四（1888）年乡试中举，二十年（1894）成进土。翌年湖北巡抚谭继询邀为幕宾，兼教其子     

长泰明代状元林震主广东乡试等史料辩正

文章对林震主持乡试、有关林震的评价及相关文物等方面的各种记载进行了辨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在还林震以本来面目。     

明代武举乡试的发展特征、原因与启示

明代武举乡试属于明代武举的初级考试,与文举乡试相较而言,其发展呈现长期未确立且施行具有一定的间断性、长期未获高度重视,铨选资格缺失的特点。但与前朝武举乡试相比,明代武举乡试在规范性、可行性上得到空前强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其发展与统治危机紧密相关的特征凸显。从总体上看,明代武举乡试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提高。这既是明代武举乡试制度本身发展与明代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治国理念与国防政策偏离的必然结局。     

八股举业,士林标准——明朝科举的规范之三

<正>八股文是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有一个"敲门砖"的浑名。因为它除了在殿试以外的童生试、乡试、会试中使用之外,任何公私文书和各种体裁的论著中,都不会采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的那样:"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蒙之后就学习     

清代顺天乡试出题特点浅议

顺天为首善之区,顺天乡试出题不同于其他乡试,第一场考试的题目通常为皇帝亲自出题,第二、三场考题也需呈请皇帝过目,以示皇帝对顺天乡试的重视,以此加强考试的权威性和威慑力,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省乡试的最大特点。此外,由于顺天位于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对于国家的政要大事比较敏感,因此顺天乡试的策论考题具有时政性、前沿性等特点。     

侯方域民族气节争议

清初学家侯方域从清参加顺治八年乡试问题，成为评价其气节人格的一个焦点，以封建时代对异代人的评价来看，侯方域在明季只是白衣秀才，身不受国恩，名不录仕籍，名不录仕籍，入清参加乡试，不存在气节问题，侯氏虽然认为白衣秀才参加新朝的乡试，甚至出仕为官，不存在失节问题，但他并不愿意参加清朝的考试，更不愿做新朝的官；顺治八年乡试是侯氏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保全父亲，在忠考不能两一的情况下所作的违心选择；这次乡试，表达看是向新朝屈服，实际是一次消极迂回的抗争，他以不把试卷做完的方式，拒绝了与清朝的合作；但这次乡试组竟违背了他的初衷，使作高傲的灵魂受到伤害，不三年即抑郁而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封建时代人的评价，不能再囿于封建的道德标准，以“忠君”，忠于一姓王朝，大汉族主义等狭隘民族爱国思想作为评判人格的尺度，也不能仅局限于上个世纪学术界普遍运用的阶段分析的方法给人站队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