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的领跑者——记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五小学校长黄献芬

1996年，黄献芬开始担任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五小学（以下简称金五小）的校长。在17年的学校管理工作中，她从不停歇追求卓越的脚步，创造了不凡的业绩。2012年，河池市创先争优“十大先锋”评委会给予黄献芬的颁奖词是“她以追求卓越的坚实步伐，以革故鼎新的开拓精神，以锐意进取的先锋意识……凝聚并塑造了一所学校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节录）。学生评价黄献芬“亲切”“善良”，老师评价她“真诚”“坦率”“重情”，副手评价她“创新”“务实”“满怀激情”“智慧型的校长”……     

横看成岭侧成峰——《项链》女主人公形象之新解

《项链》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精品。对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形象的分析,是教学这篇小说的核心所在。但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一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女主人公的形象呢?笔者通过一节“自主·合作·探究·创新”模式示范课,在全班同学的合作交流、讨论切磋中,对这个多层面、多元化的人物有了新的认识。一、玛蒂尔德爱慕虚荣,渴求享乐,她是虚荣的牺牲品在讨论中,一个学习小组的代表说道:玛蒂尔德不应该有挤进上流社会的梦想,是虚荣毁了她的一生。玛蒂尔德出身于一个小职员家庭,嫁给的又是一个教育部的小书记,这对她…     

曾树生形象纵横谈

在巴金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寒夜》中的曾树生无疑是最丰满、最独特、最富有艺术魅力的“这一个”。遗憾的是,对于这个在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形象,各家评价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她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有人进而认为她是“一个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     

『玛蒂尔德』何其人也——浅析《项链》人物形象的再认识

在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大师莫泊桑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玛蒂尔德这一女性形象长期以来始终是读关注、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常规教学中，一般对她的评价认为她是一个庸俗鄙陋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不安现状，爱慕虚荣，所以才导致了她最终的悲剧命运，并对她的虚荣心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以致玛蒂尔德其人竟也成了“虚荣”的代名词，     

从东方主义看《金锁记》的翻译

东方主义是一门学科，东方总是作为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形象出现。《金锁记》的英译本是张爱玲想打入英语主流世界的一个努力，表现了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译本中出现了异化、增译和意义明晰化等特点。但是张爱玲并没有成功，因为美国读者对她所创造的“他者”不感兴趣，她所确立的旧中国保守的女性形象激不起他们的窥视欲望。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对照记》对照的是形象（照片）与个人身世的真实，因此她用文字来解释心得。《对照记》本身有很强的“后设性”，对《对照记》的解读，则是“后设”的“后设”。从《对照记》中所列的相当可观的张爱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她的怀古幽思，她所怀念的就是她祖父母这一代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自觉或不自觉地展露了她的历史怀旧意识。《对照记》中没有张爱玲与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也没有她父母亲的合影，这些照片的缺失使《对照记》创设了一股幼时的失落感或被遗弃的情境，呈现出“褪了色”的苍凉。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在全书中有30多幅，她的姿态在“镜花水月”式的美学意境中制造了一种神秘感。张爱玲“传奇”不仅是她的文字，也是她的形象造成的。     

论妙玉

妙玉在《红楼梦》众多女性形象中，是既独特、又典型的。她名注“金陵十二初”正册之六，可见是个紧要人物了，但在书中却着里甚少，是十二初中写得最少的人物之一。在前八十回中，有关妙玉的文字只有五处（除开第五回中的判词及词曲），其中有她直接出场的才两处。作者对她惜呈如金，正写不多。更多地是采用倒写、暗写、“不写之写”，给人物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给读者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她是十二钗中唯一的女尼形免以“槛外人”自居，然而内心却异常不“安分”。“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两句判词，道出了她内心尖…     

虎气和妞性相结合的虎妞形象

虎妞是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物。关于虎妞这个形象,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有许多不同评价。有的评论者认为虎妞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同书中人物祥子、小福子、小福子的母亲、小马、小马的祖父一样,“代表了被吃者的一面”;也有的评论者认为“虎妞始终是一个剥削者的形象”,“老舍始终是把她作为祥子的及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来写的”。作者对她“不仅没有同情”,而且“是在捉弄、揶(?)这个剥削阶级的‘不幸儿’”。这两种意见显然都是偏颇的。我们认为,虎妞是一个具     

在追求快乐与正经女人之间的灵魂挣扎——莎菲女士人格分裂心理解读

“现代女性”莎菲的吊诡在于她是处于传统化和现代明的“过渡人”。她内心“威严指令”(做“正经女人”)对她“本我”冲动(要“追求快乐”)的压抑，驱使她的“人格面具”通货膨胀，导致了她的人格分裂。莎菲形象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她昭示出：社会转型期觉醒青年遭遇的最大“仇敌”或痛苦“就是自己”。     

任是无情也动人——谈薛宝钗和她的《咏白海棠》诗

薛宝钗在她的《咏白海棠》诗中，以花拟人．实际上描绘了自己的形象。她自夸身心俱洁，是“淡极”而“花更艳”，俨如道德的形象化身。但曹雪芹却委婉喻示：宝钗其人“任是无情也动人”。她工于心计，矫情做作，挟德与术收拢人心，不动声色地争夺那“无情”的“金玉良缘”。宝钗其人虚伪得“动人”，其诗亦虚伪得“动人”。     

妙玉杂谈－《红楼梦》人物论

妙玉与贾宝玉、林黛玉是《红楼梦》以“玉”为名的三个人物之一，他（她）们共同的思想品性是蔑视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中冥顽不化的顽石，所以都以“玉”名之。但妙玉对反抗封建社会所采取的方式是走向怪癖、遁入空门，这是作所不同意的，因之她未成为《红楼梦》的主人公之一，而只是贾宝玉、林黛玉的陪衬形象。     

论史湘云思想性格的发展

<正> 史湘云作为《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之一,对她的思想性格如何评价,多少年来许多红学研究者们各执一端、毁誉不一、聚讼纷纭。有人认为她性格豪放不羁,从不受封建礼法束缚,是“霁月光风”式的风流人物,与黛玉叛逆同属一类;也有人认为她说过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应同宝钗归于一党,皆入“钓名沽誉、国贼禄蠹”之流。可从史湘云形象前后比较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说,林黛玉、薛宝钗作为叛逆与“禄蠹”分别站在峰巅和谷底的话,那么史湘云就应是一个从谷底向峰巅攀援的人物,她的思想有一个由说“混账话”逐渐向叛逆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陆小艺：一个另类的“女权主义者”——柳建伟《英雄时代》人物丛论之三

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塑造了各式各类的“英雄”形象,其中,陆小艺可谓别具一格,尤为“耀眼”：她是一个相当另类的“女权主义者”——“权”的彻悟者、极端崇拜者、狂热追求者和“权”令智昏者;她是一个另类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另类女性形象中的“这一个”。     

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仁山《九月还乡》九月形象略论

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她在城市卖淫，堕落得很深，回到农村善举，义举不断，和冯经理“睡一回”夺回800亩土地等等，简直又成了“圣母”形象，这是不真实的，不符人物性格逻辑的，九月是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学内涵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学内涵马宝记，朱雨生曹操的形象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尤其是三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对于怎样在新的时期评价曹操（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时期”一样，虽然目的、意义、实质已大为不同）应当是一个不...     

重评老舍的《猫城记》

《猫城记》是老舍的一部寓言体讽喻小说。《猫城记》自问世至今,已近一甲子的岁月了。这其间,她主人曾赞赏过她“很不错”,只不过是还有“一点点不满意”、“不很幽默”;①也曾说她是“失败的作品”,②“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③文学评论界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较客观的评价;有主观的推断;有善意的批评;也     

论《雷雨》中的繁漪形象

繁漪是曹禺在《雷雨》剧中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极富个性特征的文学形象之一,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繁漪生长在封建大家庭,又在“五四”之后受过现代教育,她既有保守的一面,又具有叛逆性;她既是受害者,同时又伤害了他人;她在命运的压迫下,既有不正常的举动,又具有清醒的认识;她的生命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也是剧中“最‘雷雨＇”的女人。     

《金锁记》与张爱玲语言

张爱玲处身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她的作品与血和火的中国关系不大，与外寇的侵占不大沾边，也不去渲染民族情绪和抗战气氛，而把主要的视角指向两性关系、婚嫁、迎娶和“女性暴君”，《金锁记》人物曹七巧是张爱玲创作的典型形象之一；张爱玲小说的魅力来自于个性化的形象叙述语言，形象勾画语言，形象想象语言，形象描写语言，她独特的创作，展示了那个年月崩溃与转折的进程，传达出那个时代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的内涵，其作品语言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莎菲论

<正>关于莎菲形象的探讨，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值得提出。不言而喻，假如我们象现在这样，继续使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莎菲是不是“玩弄男性者”，“爱情至上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诸问题，那么，评价文学形象的尺度就会不知不觉地拘泥在道德评价上。然而，道德的审判却不能进入文学批评的最高法庭。恩格斯早就指     

杨荫榆的两个亮点

杨荫榆算不上个“名人”，但她与名的“女师大风潮”有勾连，又以狞厉的面貌出现在鲁迅的如椽大笔之下，于是，她也就自然地随着“三一八”和《记念刘和珍君》一起走进了中国现代史，走进了数以千万计的现代中学生的视线。我想，对此她未必高兴，因为形象不太光彩，无数后学都记住了她在1926年的拙劣作为并在心底把她想得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