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践智慧的法律修辞

法律修辞固然无法离开逻辑的牵引，这是法律内在秩序的需要。但修辞毕竟是修辞，它具有超越于逻辑的审美诉求。法律修辞具有情境主义的基本特质，而在特定的情境中修辞本身必须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将意味着实践智慧的登场。基于实践智慧的法律修辞具有经验的内在规定性、向善的品质及中道辩证法的属性，这是法的实践本性所预示的法律修辞的重要属性。正是由于实践智慧的修辞学立场，中国法律修辞学的建构需要返向传统，探寻历史深处的法律智慧形态，认真挖掘传统中国的法律修辞资源，推动当代中国法律修辞实践形态的完善与发展。     

从“术”到“学”:修辞学理论建设与语言学价值的体现

从"术"到"学",加强修辞理论建设是修辞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修辞学学术探索的自然选择。加强理论建设可以从深化修辞主体及语言本体的研究入手,同时应该注意修辞理论的科学性与简明性等问题。修辞现象与普通语言现象相比,它包含着人的更多智慧性的认知操作,修辞理论建设好了,修辞现象解释清楚了,常规的语言现象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这正是修辞学的语言学价值所在。另外,修辞学研究可以催生新的语言学理论,可以揭示人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还可以为探索语言从用变到演变的规律,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     

理论修辞学问题断想——兼论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贡献

理论修辞学是关于修辞研究的反思，提出修辞学的基本问题。本文仅从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所获得的启发，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修辞特性、修辞学的元理论等方面继续提出问题来思考。世界的存在是难以言喻的，修辞起源于语言表达的难度，从语言与世界的距离看，修辞的基本原则应是精确表意，其次才考虑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表达效果。诗性或修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从德国浪漫主义到尼采、海德格尔以及认知语言学，都认为反讽、隐喻等并非语言的附加成分，不只是语言中的修辞手段，而是语言的基本面貌。《汉语修辞学》对相关修辞学元理论问题的思考，已显著提升了修辞学的科学理论品质。     

论先秦和古希腊的言辩修辞

我国先秦和古代希腊时期在修辞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从言辩修辞的角度出发,对这两种不同的言辩修辞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先秦和古希腊在修辞方面的共性,二者存在以下共同点:言者的智慧性、言辞的雄辩性和言效的理想性;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二者存在的不同点分别为:社会性和本体性、利益性和知识性、精英性和大众性。对先秦和古希腊言辩修辞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对整个修辞学体系系统性的认识和把握。     

宗廷虎先生修辞学研究述评

宗廷虎先生从事修辞学教学和研究近50年，在学术道路上长期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取得学界公认的累累硕果。他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修辞学理论、修辞学研究方法、修辞学史、修辞现象研究、修辞应用实践等诸多领域，为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从“修辞理论的独特建树”、“修辞学史的巨大贡献”、“修辞实践的骄人成就州”三个方面对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学研究作了一个轮廓性的概括和评述。     

修辞立诚的现代阐释──简评王希杰的得体性修辞原则

王希杰先生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提出后 ,在修辞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得体性原则是对我国传统修辞学的灵魂──“修辞立其诚”的精彩阐释 ,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是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整体把握。得体性原则具有修辞学上的普遍意义     

多元性、认知性、互动性的修辞学理论——读《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

《理论修辞学》认为修辞的本质在思维层面,从修辞哲学的高度建构修辞学理论,演绎推理修辞技巧,初步建立起多元性、认知性、互动性的修辞学理论,是目前国内把修辞学研究范围拓展的最宽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学习《修辞学发凡》，开辟崭新的领域－－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70周年

《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本人在研究形貌修辞的实践中，对《修辞学发凡》非语言要素可以修辞及“辞的形貌”的修辞思想 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形貌修辞”这一术语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辞的形貌’的修辞学专著”－《形貌修辞学》。本人认为，没有《修辞学发凡》就没有“形貌修辞”，更没有“形貌修辞学”。     

加强非语言要素的修辞研究构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体系

长期以来，汉语修辞学体系基本上是语言要不修辞一统天下，实际上非语言要素不仅可以构成一般性修辞，而且可以构成修辞格。非语言要素修辞理应成为汉语修辞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应包括语言要素修辞和非语言要素修辞两大部分。     

郭保林散文的修辞批评

从修辞学角度认识,郭保林散文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自觉的修辞意识,二是自控的修辞策略,三是自如的修辞技巧。三者相互支撑,构成了郭保林人生感悟与修辞智慧完美结合的艺术精品。     

修辞学对象观的历史反思

一、引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客观的研究对象，没有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不存在的，而对象问题又是一切科学的首要问题。修辞学也不例外。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这已是当今修辞学工作者的共识。然而，在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上，明确认识到修辞现象为修辞学研究对象，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修辞学者fll对修辞现象的性质、范围、分类诸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分歧很大。不过，纵观从五四前夕到八十年代的修辞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修辞科学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对修辞学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化。修辞学对象是客观存在的，…     

浅论肯尼思·伯克的现代修辞哲学

伯克的修辞哲学在美国以及全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对语言和哲学的探索,他为修辞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视野,因而他的修辞思想被誉为一种“新”修辞学。本文主要简述了新旧修辞学的关系,并阐述了他的几种主要修辞哲学思想,即社会活动中所固有的等级性、分歧性、认同性、抽象性、否定性及动机性,从而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修辞的无所不在性”的哲学主题。     

张炼强对汉语修辞学的贡献

张炼强的修辞学研究有三个方面：一是归纳和总结具体的修辞现象和修辞技巧，二是建构自己严密而实用的修辞学体系，三是对修辞学进行交叉研究。在这三个方面中。交叉研究成绩最为突出，而其中对修辞理据的探索、对修辞的认知考察，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     

王易《修辞学通诠》的修辞理论

在王易先生的《修辞学通诠》中，修辞理论约占该书的1／4，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较有影响力的一部修辞学作。其修辞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总论，二是辞藻的内容及外形，三是体论，尽管各种修辞现象繁多，但体是各种修辞现象的统一。其理论为后来的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修辞理论体系。     

论显性修辞学和潜性修辞学

语言是由显性状态和潜在状态所组成的。以往我们只注意到了它的显性状态,往往忽视了它的潜在状态。以往的修辞学也主要是研究显性语言的修辞,这可以叫做“显性修辞学”。现代修辞学还应当研究潜在语言的修辞问题,这可以叫做“潜性修辞学”。显性修辞学可以以归纳法为主来研究,潜性修辞学必须运用演绎法才能研究。     

句群与修辞

修辞学领域中应不应该包括句群的修辞，目前还很少见到肯定或否定的文章。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几》中曾指出篇章结构应该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篇章结构也是一种修辞现象。吴士文、冯凭两先生的《修辞语法学》，对篇章修辞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徐炳昌先生曾著《论篇章的修辞》一文，从理论上，从实践上说明修辞学应有篇章修辞的一席之地。这些先生的文中，都或多或少联系到了句群的修辞。将句群列入修辞学研究的范围。研究句群的修辞效果、句群的修辞方法，无论是从修辞理论角度去考虑，还是从修辞实践出发都是可以成立的。刘勰在《文心…     

王易修辞学的科学性诉求

王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其修辞学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修辞学独立而完整的体系的正式出现”。王氏修辞研究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注重科学性。王著运用科学的方法，将所研究的对象划分出层次，揭示了修辞活动的实践性特点，揭示了修辞对语言交际的扩张功能，揭示了修辞活动中的辩证规律。     

中国文化修辞学研究之现状及展望

中国化修辞学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反思和20世纪80 年代的化热、化语言学热潮。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修辞学会、江苏修辞学会、《修辞学习》等重视化与修辞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化修辞学研究之展望是：进一步探索中国化修辞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更深更广的化层面观察汉语修辞现象，进一步继承古代修辞学的优良传统，探讨化修辞学的方法和方法论。     

修辞立其诚与两种修辞观

修辞学是否以诚信为原则，也即是否纳入道德评价、价值评判，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修辞观，即“主诚”和“辞巧”。人们一般认为西方修辞学更重视方法与技巧，其实主诚派和辞巧派两种修辞观贯穿于东西方修辞学史。两种修辞观分歧的焦点在于对修辞学的性质、目的及用途的认识不同，同时也就必然涉及对表达得体性的界定问题。东西方主诚派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深刻原因就在于重视修辞学的崇高目的,注重于修辞学的认知功能、沟通功能。诚信原则并非外加于修辞学的道德要求而是修辞学功能得以实现的内在要求。     

论教学语言的修辞艺术

修辞学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门科学，教学语言的修辞艺术对提高教学语言表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语言组合的有序性，策略设计的启发性，手段遣用性三个方面探讨，论述教学语言的修辞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