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7年湖南疫灾流行原因研究

疫灾自古即有，地处江南地区的湖南是个疫灾多发地。由于疫灾的特点，使得人们对于疫灾总是恐怖或近乎绝望的记忆。一般疫灾的流行主要受自然疫源地、以及自然和社会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湖南地区而言，影响疫灾流行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战乱、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低下成为影响湖南疫灾流行的主要原因。     

简析民国后期(1928—1949)湖南疫灾

民国后期的湖南,疫灾严重,主要的疫病有鼠疫、霍乱、天花、麻疹、伤寒、痢疾、疟疾、流脑、白喉等.这些疫灾直接危害湘省民众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

唐代是我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共发生31次.其特征是与自然灾害、军队和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频仍的疫灾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引发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并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疫灾发生后,唐朝政府及时采取了宣传普及防疫治疫知识、遣医施药、处理尸体、发廪蠲赋等应对措施,以抗击疫灾,尽可能减少疫病所造成的损失.     

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明代疫灾之重仅次于清代。山西在明代共发生37次疫灾,平均每7.46年就出现一次,而且地域广,规模大,此起彼伏,首尾相接,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破坏。其特点为:疫灾集中发生在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疫灾与其他自然灾害同时发生;战争诱发疫病等。面对疫灾的发生,朝廷采取了蠲免税粮田租、发帑赈济、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措施,民间力量则通过聘医送药、捐赠棺木、掩埋尸骨等方式积极救灾,扩大了救灾面,弥补了官方救灾的不足。     

观点

正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不可或缺张志斌、孙慕义、张悦、刘璟洁在《教学与管理》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灾疫伦理教育不同于灾害教育。灾害教育是为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以培养公民的灾害意识、防灾素养为核心的教育。灾疫伦理教育是以灾疫本身为素材、内容而展开的一项专门化的全民性伦理教育,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对学生进行灾疫伦理教育是学     

清代疫病灾害时空分布情态分析——以《清史稿》记载为据

清代是一个疫病灾害频发的朝代.通过对<清史稿>相关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疫灾的时空分布具有如下特征: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朝是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是又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疫灾发生的月份主要集中在三至八月间,其中五、六、七三个月为高峰月;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五省是清代疫灾的高发省份.     

灾时个人行为反应的社会学分析

灾害中社会个体的行为反应是社会群体反应的基础和内容。研究和分析灾时社会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特点和规律 ,对我们认识和了解灾时社会群体的行为反应 ,以及有效地组织救灾以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有重要意义。灾时社会个体行为反应具有差异性、规律性和过程性的一般特征 ,灾时社会个体行为反应有“一般避难行为”等八种类型 ,影响灾时社会个体行为反应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社会互动、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等     

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

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即在认识上,由消极内敛的个人行为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共行为.近代的防疫除了更强调预防以外,也确立了清洁、栓疫、隔离和消毒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模式,同时还将种痘等免疫行为纳入到防疫的范畴之中.在这一转变中,传统的一些有关防疫的认识并未与近代防疫观念直接相抵触,而且有些还对近代防疫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晚清的社会精英们对西方防疫举措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对其中不同行为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到了清末,这些举措基本均作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成为了主流的近代防疫的基本内容.他们在接受这些观念时,往往是将西方的制度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近20年来历史时期湖北灾害研究综述简

近20年来,历史时期湖北灾害问题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整体性研究的论著,也有对水灾、旱灾、疫灾和其他气象灾害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水灾是历史时期湖北最主要的灾害;宋元以后至明清时期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损失渐次上升,这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人地矛盾的激化有直接的关系.     

黄河三角洲历代疫灾及其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

在历史上,黄河三角洲地区时常发生疫灾,尤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包括水患、干旱、地震、蝗灾等自然因素,也与战乱、灾荒、经济状况、人口流动、卫生环境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疫灾发生。疫灾造成大量的人口减耗,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卫生事业的进步,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英国教会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瘟疫中危害很大的瘟疫之一,它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惨重的生态灾难。中世纪英国黑死病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并对居民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引起了整个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和混乱。黑死病爆发后,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英国教会作出了种种的应对措施,尽管成效不够理想,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这是由当时社会客观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论陈三立的忧国恤民诗

近代大诗人陈三立始终抱有忧国之心,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东三省日俄大战到清朝廷的腐败无能,思想界的混乱,所谓新政的弊端,无不写入其诗中。诗中盼望全民皆兵、全民教育。入民国,他对袁世凯政权予以无情讽刺,哀叹北洋时期的军阀争战。诗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沧桑世变,谓之诗史,当之无愧;陈三立有着改变国弱民贫境况的强烈意识,极为忧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故其诗往往沉郁多讽,有着哀愤忧悲的浓重气氛。     

民国时期皖北的灾荒及赈灾措施

民国时期皖北灾荒较前更为严重，几乎年年有灾，十年九荒。对灾荒影响最大的是洪涝灾害。依次是旱、蝗、瘟疫等灾荒。面对灾荒，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也曾采取相应的措施救灾，但由于种种原因，赈灾的成效微乎其微，以至于给皖北区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社会的进步带来沉重的影响。该文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皖北区域的灾荒及赈灾措施和成效。     

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

较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虽然稍弱，但仍是此期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总体气候偏凉，尤其是冬季偏冷，连续性蝗灾发生率较低。但蝗灾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扩大。幽、冀及江南的蝗灾发生年显著增加。因《春秋》灾异观的影响，此期对蝗灾的治理仍依靠人力捕杀。但也出现了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新方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战争与包括蝗灾在内的灾害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温州历史上的瘟疫与防疫

瘟疫是古代中国屡见不鲜的顽症,温州历来是瘟疫常发地。钩沉古籍文献史料,征引正史、方志、笔记、医书、报刊、报告、诗文等,以年代为顺序,梳理1949年以前温州瘟疫的灾害状况,发现从唐代至民国,历代大型瘟疫史不绝书,清代及民国尤为详细具体。应对瘟疫,民间、官府、医界三方构成合力,展现出各种防疫抗疫措施,既有迷信与习俗行为,也有科学行为,其中不乏产生良好效果者,如早在北宋就实行隔离法。但鉴古知今,只有医学与科技的发展,才能真正控制与减少瘟疫的伤害。     

隆昌杨氏源流考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稀少是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湖北麻城孝感乡不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驿站。隆昌杨氏不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而是来自湖南武冈。     

唐代的蝗灾

唐代蝗灾发生地战可分为河泛蝗区、沿海蝗区、滨湖蝗区及内涝蝗区。蝗灾发生的年份42个，其中有6次灾情特别严重。蝗灾对农业造成破坏，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政治、军事诸方面。蝗灾的救治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姚崇灭蝗为开元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末农民起义则是由蝗灾促成的。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两个方面，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会更确切一些。     

明代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陕北地区处于晋陕高原灾害区，自然灾害向来频繁，明代更是严重，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饿莩遍野，尸首枕籍，社会矛盾激化。详尽回顾陕北地区自然灾害方面的所有史料，不仅有助于分析明代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论述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惨重破坏，而且有助于揭示明末陕北农民军兴起的社会背景。     

清代温州瘟疫与社会应对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清代温州瘟疫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地方政府、民间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采取刊刻验方、辨证施治、隔离检疫、疫后救济等积极的防疫抗疫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发展和蔓延,这些措施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