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琴操十首》蕴涵的政治情绪

“琴操”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学样式，其与古琴音乐相和而生的特点，使得这种样式融入到古代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之中，与其他文学题材延续并存，井在律诗出现以后作为古诗的一种保留下来。韩愈在被贬潮州以后所作的诗歌中，有一组以琴操为题的古诗，用古风流韵深切委婉地表达了遭到贬谪的心境，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如何对待困厄处境的政治智慧及情绪变化。     

从"道学"内涵的差异看韩愈、欧阳修、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

古文以“道”为灵魂,因而“道”的涵义的丰富,亦必对古文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过程。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之主将,此三者的散文风格与其道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并深深地打上了各自道学思想的烙印。     

咏柳诗赏析

柳因和“留”谐音,常作为一种意象被历代诗人写进诗中传情达意。下面采撷几首咏柳古诗,与大家共赏。“长条垂拂地,轻花上逐风。露沾疑染绿,叶小未障空。”南朝萧绎的这首《绿柳》     

苏轼咏海诗管窥

北宋文豪苏轼咏海诗歌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在中国古代诗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在仕途中漂泊沉浮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沿海任职。使苏轼更多地接触到海，饱览了祖国的海岸风光。苏轼以其出神入化的如椽巨笔，描绘了多姿多彩的海意象。无论海潮海涛、海市蜃楼、海风海雨，还是海洋物产都充满新奇；无论是状景摹物还是借物兴感都神思飞扬、婉叹回环。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试论韩孟联句诗

韩愈和孟郊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了一大批联句诗，不能不说是诗歌史上的奇迹。且这些联句诗的风格由个性鲜明逐渐向不分彼此过渡，最终达到了琴瑟相和的境界，这不仅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二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纸与诗

中国是最早发明和应用纸的国度,传统文学的专擅形式则是诗,纸与诗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国粹"。简帛时代延续几千年,造成了我国上古时代文化领域狭窄、流传缓慢和著述形态的封闭单一。纸之出现与广泛应用标志着中国文化步入中古,成就了魏晋这一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文本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古之前"诗""歌"一体,纯文字诗很少;魏晋纸之应用普及后,诗歌从实际的歌唱变为纸上的文字,其节奏韵律与文字意义之主从关系发生倒转,文学性逐步确立,诗的意境逐渐产生。总之,晋宋之后诗之变革,关涉审美内质与形式声韵。这一系列变化是纸之应用改变了诗歌传情的物质媒介的结果,亦可见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     

论韩愈的感春诗

韩愈感春诗集中创作于三个时期:判司江陵时期,分司东都时期,返回长安安定期(平淮西前)。其意象多为"雪"、"李花"等北方常见之物。韩愈感春诗体裁多样,律体、偶对渐多;风格以枯淡平和为主。由此可见韩愈诗风的多样化与渐变性。     

论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思想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声。以文学性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诗》学乃《诗本义》的重要创新内容，这充分体现了经学与文学的互动。     

随缘红尘是禅境 自适本性皆好诗——论苏轼禅理诗创作的特点

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禅理诗。其中苏轼的禅理诗创作最具特色。本文试图从＂以禅入诗,借诗遣怀＂、＂以诗说禅,空观自省＂、＂诗禅融通,随缘自适＂等三个方面对苏轼的禅理诗创作进行简要分析。     

韩愈音乐诗中的绘画艺术

韩愈的音乐诗，很少直接描写音乐，而是用诗人特有的艺术触角，在诗歌载体中鲜明地传达出绘画所特有的可视性艺术效果，巧妙地将音乐时间序列演进的空间化凝固在构图的具象上，借助构图表现音乐。它的不同凡响处，恰恰在于诗人-开始就把笔触伸向了绘画领域，绘制种种不同风格的画面，来表现乐声的绝妙。     

苏轼《杂书琴事》与文人琴的形成

分析和探讨苏轼《杂书琴事》中的琴学观点,揭示其中体现的琴学思想对后世文人琴思想形成和古琴音乐发展的重要影响。     

“韩欧”文价值认识比较论

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是中国古代散文代表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韩欧”是唐宋散文、正统散文、文以明道、古代成熟散文的标志。历史上对“韩欧”文价值的比较认识存在差异,有韩高欧低、欧高韩低、“韩欧”各具特色、“韩欧”否定论等各类看法,本文就此进行归纳探讨。     

起衰济溺韩昌黎——解读苏轼话语体系中的韩愈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历代争议的一个焦点。在思想方面,苏轼肯定了韩愈的崇儒排佛和复古道,但又批评了韩愈的学风不纯;在品行方面,苏轼高度肯定了韩愈的＂忠勇＂,但又对韩愈那种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求官作风表示了不满;在诗文方面,苏轼突破了文道合一的传统模式,高度肯定了韩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远过于贬的。苏轼尊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当然,苏轼的人生际遇也影响着他对韩愈的评价。     

论欧阳修与苏轼的师传相承关系

北宋文坛的两位巨子, 先生可敬者欧阳修, 后生可畏者苏轼之间, 由于人格风节才性的进相吸引, 建立了恩义有加的师传相承的关系, 凝结深笃绵长的翰墨情谊, 先后主盟文坛, 堪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前贤后彦和长耀艺海美苑的双子星座。     

奇崛之笔与世俗之情--论韩愈诗歌的日常生活题材

韩愈诗歌[1]中有大量以描写日常琐事及表现世俗人情的诗作,这类诗歌主观上是韩愈个人对杜甫的推崇和借鉴及其“不平则鸣”的理论主张使然,客观上则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它们对于诗歌创作在题材上走向世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