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索引的哲学思考

《辞海》（1999年版）给“索引”所下的定义是：“旧称‘通检’或‘备检’，也据英文index音译为‘引得’。检寻图书资料的一种工具。……”虽有人认为这一定义不甚全面，如有以为书目也是索引的一种（或索引也是书目的一种）、有以为索引并非只为检寻图书资料之用的等等，但对索引的工具性——即索引是一种工具一均无异议，因此我们在回答“索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就可以援引大家的共识说：索引是寻检资讯的工具。     

《辞海》精神的薪火需要怎样传承——从《辞书记失》~([1])说开去

《辞书记失》以1 43篇小文章,简洁明快地辨析了包括《辞海》在内的一批辞书在释词、编纂上的各种失误。这一工作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和启迪:一是重现了巢峰先生等老一代杰出编辑出版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对出版事业无限忠诚的"辞海精神"。在出版业态正发生着重大转型的今天,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是传承伟大编辑精神的急迫而重要的工作。其二,在"记失"词汇的背后,更有着近35年来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多种冲突背景。这些"今日之是"与"昨日之非"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尤其值得人们"小题大做"。     

“猞猁狲”考溯

“猞猁”一名,当截缩自“猞猁狲”,而对于“猞猁狲”,不同语文辞书的处理不尽一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辞海》（1999年版）均未列“猞猁狲”词条,前者在训释“猞猁”时也未提及“猞猁狲”,后者在“猞猁”的释义中说明“别称‘猞猁狲’”。《辞源》（修订本,1988年版）、《汉语大词典》（1992年版）则把“猞猁狲”列为主条目,前者未设“猞猁”词条,后者将“猞猁”设为参见条目,用“（猞猁狲）又称猞猁”将两条目联系起来。在此问题上,侧重于反映词汇共时使用状况的辞书优先解释“猞猁”,而力图廓清词汇历时沿流的辞书则更关注“猞猁狲”,但后一类辞书中也没有阐明三音节单纯词“猞猁狲”的语源理据。     

晚清书市探微——《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并读札记

《金陵卖书记》和《汴粱卖书记》是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1903年两次考场书市的实录,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图书发行活动的专著.不仅为晚清书市提供了生动的个案,而且通过书市这个窗口,透视出西学东渐、新旧转型之际的士林风气和社会现状,具有重要的出版史、文化史、社会史意义.     

参加《辞海》（第六版）生物条目修订工作的两点体会

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谈家桢先生推荐我参加《辞海》的工作,从此我与《辞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了第四版（1989年版）、第五版（1999年版）和第六版（2009年版）的工作并担任了生物学科的主编。     

“用事实说话”，是规律还是方法？

关于“用事实说话”的争论,是由尹连根引起的：1999年他在《新闻传播》上发表文章,提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规律的观点;随后《新闻界》刊载了季为民的文章,支持尹连根的观点,接着,陈力丹又在《采写编》2002年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的规律》的文章,似乎是从更高的层次对问题进行了论述,随后在理论界各有不同角度的阐述。     

《拆迁条例》，改还是不改？

近两年,因强拆而引发抵抗的事件已有多起。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公开发文说,中国的拆迁问题,已经到了“民不畏死”因而“莫要以死惧之”的地步了。“此事之破题,需要另寻他途。”     

如何现代？哪个现代？——读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引论》

1998年,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年1月）一书中提出“现代学”概念,将之视作关于现代事件的一门知识学。王一川在《中国形象学》（1998年1月）与《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新眼光——中国现代学刍议》（《文汇报》1998年5月13日）中也提出了“现代学”概念,开始从文学和诗学进路对本土现代性问题的探索。而2009年的新作《中国现代学引论》则全面阐释“中国现代学”问题,颇值得讨论。     

奥运走近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时,一首由群星合唱的歌曲《we are ready》（我们准备好了）颇为悦耳,至今绕梁。“我们准备好了”,这是一种庄重的承诺,更体现了一种坚定的决心。     

忏悔还是自辩？——论卢梭等西方自传类图书的叙事手法

结果,卢梭指出的蒙田坦白自传的几个特征：自辩、坦率时说谎、用真话骗人,都在卢梭的《忏悔录》中出现了。由此看来,一向被中国学者推崇备至的卢梭式的＂忏悔＂＂坦白＂要大大地打上问号了？     

哲学，因通俗而大众——读“模因论”有感

2009年第4期《新闻导刊》上,有廊坊师范学院的一篇论文：《新闻标题中的语言模因》,其文以从国外引入的“模因论（memetics）”为统率,论述并举,铺陈发挥,可称为新闻版的“模因论”。读后而有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