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视阈下的边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管窥

"中国梦"是当时代价值体系的凝练。边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扣这一时代主题,不断提升实效性。加强边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民族理想信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体性与主导性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中国道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国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凝聚中国力量;加强思想品德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边疆少数民族成为实现"民族梦"、"中国梦"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活动

文章在对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实验运动中"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并以"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为乡村教育主旨的黄质夫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在贵州榕江的教育实践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论述,并结合实际对其现实借鉴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思考。目的是通过论述与讨论,汲取其实践经验与思想精华,服务于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的教育事业。     

“中国梦”视阈下的边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边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民族理想信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体性与主导性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中国道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国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凝聚中国力量;加强思想品德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边疆少数民族成为实现"民族梦"、"中国梦"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中国边疆跨国民族地区外语教育制度思考--以中国西南边疆跨国民族地区为例(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研究系列之三)

本文分析了东盟国家语言与中国西南边疆跨国民族地区民族语言的关系,结合在中国———东盟架构下中国西南边疆跨国民族地区外语人才的需求特点,指出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特别是给西南边疆跨国民族地区带来的弊端,最后对外语教育制度提出了改革构想。     

论“民族国家”概念及其在“中国边疆学”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从边疆学学科属性入手,分析"民族国家"概念及其在"边疆学"构建中的重要性。如果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构建"边疆学",本身意味着必须找到其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民族国家"在国家发展形态上的理想类型意义以及在边界界定上的明晰性,决定了"民族国家"当是成为"边疆学"建构的逻辑起点。有必要将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也转移到"民族国家"这一框架下进行,既有助于学科的构建,也有利于边疆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现实需求,而且也不限制对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的研究。     

先行者:杨堃的民族教育学思想探析

杨堃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中国民族教育学真正的先行者。在20世纪30年代,杨老就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视角把视教育视为一项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需要不同的教育,反对单纯的"汉化教育"。他首提边疆教育学概念,明确了边疆教育学研究对象、范围,主张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边疆民族教育。     

明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贵州,民族林立,土司割据一方,明王朝还不能控制土司割据的地盘。虽然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统治,但是在明朝建立初期,贵州少数民族土司动乱不断,严重阻碍了明朝中央集权的推行。因此,中央政府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土司动乱的同时,对贵州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一次大突破

清代贵州巡抚于准疏奏清廷 ,主张苗民子弟入学习文 ,参加科举 ,与汉人一样享受教育权利 ,得到准许 ,这是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一次大突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兴起及其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各类半官方团体、民间团体和专业团体的边疆研究大量出现,大大推进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在边疆的研究和宣传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中国边疆“直过”民族教育观念变迁研究  ——以云南独龙族为例 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云南省的景颇、傈僳、独龙、怒、布朗、佤、基诺、德昂等族,以及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鄂温克和海南岛的部分黎族进行"一步走"的民主改革,社会制度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民族教育也从传统的原始教育跨越到近代学校教育。作为边疆、特少、"直过"民族中社会制度跨越发展的典型,独龙族的教育形式和教育观念也伴随其社会制度的跨越性变革,从传统的原始教育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学校教育。本文通过对20世纪独龙族的教育形式、教育观念从传统到近代学校教育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过程的回顾,探索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及其观念发展的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边疆"直过"民族教育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边疆教育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广大内迁高校师生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积极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蒙古族新式教育

清末民初国难日深,沙俄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边疆危机与日愈重,为挽救民族危机,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也随之兴起,所属的蒙古四旗在这场教育改革中身受洗礼,本文探讨了蒙古族新式教育兴起的背景、发展历程、办学状况及其特征,阐明了新式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及固守边疆的重大作用.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一次大突破

清代贵州巡抚于准疏奏清廷，主张苗民子弟入学习文，参加科举，与汉人一样享受教育权利，得到准许，这是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一次大突破。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探讨

边疆云南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由于地理、人文、民族等各种因素的特殊性,这里大学生的思政工作应该受到重视。由于地理的复杂性和人文的影响使得在这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重视中外文化的渗透还要拓宽具体思政教育的渠道和方式,开拓探究适合边疆高校的思政教育途径。充分发挥和提高思政教育的意识作用。     

原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在明清时期所处方位辨误——附论怎样释读和判断方志中所载之"飞地"

新编《贵州通史》中所记之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的位置和万历《思南府志》关于思南南面毗邻之石阡苗民长官司一条记载,均属有误。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材料,进行考证,认为《贵州通史》所记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本文针对释读和判断明清时期方志中存在之"飞地"问题,提出必须把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恢复历史的真实。     

抗战时期彭桂萼的边疆教育思想和实践

抗战时期,边疆教育实践家彭桂萼是云南边地教育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经过多年的边疆教育实践和深入的教育考察,彭桂萼认识到边地教育是边疆建设中的根本大业,形成了因地制宜推进边疆教育、边疆教育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和为改进边疆教育建言献策等边疆教育观和具体实践。彭桂萼的边疆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现了边疆先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发展边地教育实现抗战建国和构建民族国家的不懈追求,既折射出边疆教育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平等互助的意义所在,也映照了边疆先进知识分子在教育理想和国家责任中的坚定选择,即使在今天仍然富有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关于凤凰的6个关键词

南长城从黄丝桥古城回来,一个重要的去处便是仰慕已久的南方长城——苗疆边墙。生苗是那些不服从朝廷管辖的苗民,他们因不堪忍受政府苛捐杂税与民族欺压,经常揭竿而起。为安定边境和镇压苗民,明统治者便在生熟苗之间筑起长城。清朝乾嘉苗民起义后,更是大肆修建。以前,这里一直被称为“边墙”,县志上就有“苗疆边墙”一说。民国后边墙渐渐地荒废了,筑墙的石头也被当地苗民搬回家中,或置于田地里。沈老在《在我生长的地方》中描写道:“围绕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各处走去……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每一个碉堡……”     

简论民族旅游发展对维护边疆稳定的促进作用——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例

民族旅游不仅是边疆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对维护边疆稳定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新疆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哈密地区位于新疆最东端,地跨天山南北,作为新疆"东大门",具有发展民族旅游的优势条件。本文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例,从边疆稳定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旅游,探讨民族旅游与边疆稳定的相互关系,并从经济、文化、生态、社会4个层面进一步分析民族旅游发展对维护哈密地区边疆稳定的促进作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再探析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教育、生活环境和语言思维模式，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步履维艰。本文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实际，通过到中学听课、座谈、发放问卷调查表等方式进行深入调查，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找到了一些有利于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的有效方法。     

简论清末民初时期的边疆教育

清末民初时期是近代边疆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推动起步的原因主要与近代政府致力解决边疆危机、“五族共和”思想的流行以及边疆政治势力的兴起有关.起步突出反映在边疆教育管理机制的建立、新式民族学校的创办和边政学校的设立等三方面.而由于教育经费的掣肘、政治局势的混乱、办学取向的失当,近代边疆教育在起步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折射出近代边疆教育的发展将会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