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以载道”初探

本文以“道”入手,探索了韩愈“文以载道”的“道”同宋儒之“道”及孔孟之“道”等中国历史上各家之“道”的区别,从中投射出韩愈“文以载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     

“韩愈现象”及其文化解读

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文学家、思想家,是镶嵌在民族文化模式和传统中的精英。他一生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文学创作都给后人留下了充满矛盾的批评：既排异端,而又与衲子交厚;既崇儒,而又驳杂非纯儒;既“感激不避诛死”,而又“戚戚怨嗟”,不无“庸人”之态;既信守儒家温柔敦厚,而又干禄“躁进”,不无富贵利达之求;力倡古文,而又不尽弃骈文;力倡文从字顺,而又不避盘空硬语……唐以降,人们或贬或褒以至于今,煞是热闹。此种现象,笔者谓之“韩愈现象”。本文回顾和描述了这种现象,并力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和解读这种现象,阐述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童子之师”非“师”——谈韩愈对同一律的运用

韩愈在《师说》第二段中对“师”的概念有一句补充,即“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等于说“童子之师”非“师”。那么,韩愈把“童子之师”从“师”这个概念的外延排除出去,是否表明他轻视“童子之师”呢?这样的判断(“童子之师”非“师”)又合不合逻辑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先探究一番韩愈的写作目的。韩愈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魏晋以来,世家大族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他们多数轻视从师,不学无术,但照样仕途畅达,宫运亨通。这些人对自己的子弟,也是不要求有真才实学,只要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女神”问题略论

新石器时代的“女神”现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始宗教话题，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崇拜方式。中国“女神”昭示着中华大地史前原始崇拜、原始宗教及巫术文化的繁荣。“女神”现象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这种神秘的崇拜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史前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     

“地之女”——论端木蕻良的女性崇拜思想

端木蕻良擅写女性,他笔下的“地之女”形象生动灵活、个性鲜明。她们纯真、善良,率性迷人,兼具雄强柔媚的性格特征,是端木蕻良极力赞扬的对象。而形成端木蕻良的女性崇拜思想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生活在他周围的女性的影响、《红楼梦》的女性崇拜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女神崇拜思想的影响。     

“文化认同”与“草原歌曲”

以内蒙古草原为题材的“草原歌曲”。是对我国当代“边塞歌派”的继承、细化、推进和发展。历史证明,“英雄崇拜”与“自然崇拜”作为草原文化的基本品格,以其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和延展性,一直是草原歌曲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和创作资源。但近年来。“草原歌曲”的文化认同倾向非常明显,“文化自觉”的意识非常强烈。由此显现出的却是潜在的悲剧色彩。却是耐人寻味的。     

“书”就是“写”

一般人都把韩愈《师说》中“授之书而习其句读”中的“书”解释为“书本”,理解错了。这个“书”,不是现代汉语里的“书”,而应当是“写”     

试论韩愈莅潮与潮人素质形成的关系

“赢得江山改姓韩”的韩愈,对于潮人素质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韩愈莅潮只有短暂的八个月,但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制定的“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对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文化、经济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得到潮州百姓和莅潮仕宦的崇奉,在宋代陈尧佐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韩愈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亦即海岭文化的氛围。韩愈莅潮对潮人素质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兴学。他“整顿乡校,振兴教育”,使一度荒寂的乡校重获生机。他的一贯办学主张及其文集在潮的流布,使“王化德治”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影响了千秋万代。     

史前时代“元崇拜”范畴举隅

史前人类巫术和宗教中与他们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崇拜对象如土、水、火(光)等,一旦形成,就会对后来整个明系统和化观念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后来一切崇拜观念的形成,莫不与之发生密切关系．所以形成了最初的“元崇拜”的基本范畴概念。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韩愈“五原”思想旨归论辩

韩愈的“五原”思想,基本上代表了韩愈哲理思想的整体内容。细究之,韩愈的哲理思想严格意义上不能被称作哲学。韩愈重点讨论“仁”“义”问题,甚至他津津乐道的道也紧紧围绕着“仁”“义”大做文章,试图构建实践行为的道德律令。故而,韩愈的思想与其叫作哲学,不如叫作仁学。韩愈竭力将思想与自身的实践,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相联,力搏佛老的同时,使其“五原”,甚至韩愈的整个思想跳出了纯理论的窠臼,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松”“柏”比拟的美人腰身——维吾尔文诗歌中的“美人观”及其历史传承

维吾尔文诗歌中有以“松”“柏”比拟美人腰身的表现传统,这一特色鲜明的艺术表现传统既显现出维吾尔人受游牧生活和尚武习俗影响而形成的欣赏“健美女性”的“美人观”,也蕴含着本民族早先有过的“树神崇拜”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汉语诗歌相比较,这一艺术表现传统的长期延续,传承着一贯的欣赏“健美女性”的审美趣味,折射出雏吾尔人的“美人观”中,文人势力和文人趣味的影响十分有限。     

浅论中国儒士“诸葛崇拜”的文化心态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一直是广大民众崇拜的偶像之一。中国儒士“诸葛崇拜”的文化心态,更多的表现在对诸葛亮道德及品行的认同之上。诸葛亮的“力行”品格,施展才能的平台和高人选士的姿态正是中国儒士梦寐所求。“诸葛崇拜”现象已内化为中国儒士的一种文化心态。     

曾巩、韩愈“不平之鸣”比较

“物不得其平则鸣”。曾巩与韩愈一样,具有针对现实鸣不平的精神。不同的是:曾巩鸣不平,往往坦然直言,无所疑惧,矛头直指当朝黑暗的官府;韩愈则多“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文字婉转。仕途坎坷的曾巩多数为他人鸣不平,自鸣不平者较少;而才高数黜的韩愈,怨愤郁积于胸,自鸣不平屡见于文字间。从曾巩的许多诗文来看,其针对现实的不平之鸣,在深度和力度上要超过韩愈。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曾巩“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缺乏现实内容”、“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这不免离开了曾巩作品的实际。     

汉唐间儒学的“学”“术”变迁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儒学由民间学说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导致了儒学“学”与“术”的分离。统治者侧重于在“术”的层面上利用儒学 ,而压抑儒家在“学”的层面上的思想追求。面对汉唐间社会现实的种种变迁以及佛教、道教、玄学、胡文化的冲击 ,儒家的“术”仍然持续顽强地发挥作用 ,而“学”却慢慢地衰落了 ,于是才有了韩愈强烈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革和恢复儒学本原“道统”的呼吁 ,这成为宋代新儒学产生的先导。     

中国古代“树文化”概说

树崇拜是早期人类的一项重要信仰习俗。我国古代的树葬,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神树”,春秋战国开始的墓上植树制度和西汉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及文献中的“桃都树”、“长青树”,以及从东汉到魏晋时期的墓葬中的“摇钱树”等,都表征着古代的树崇拜。树崇拜信仰习俗的历史演化,构成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树文化。     

《诗经》“帝”“天”辨义

“帝”与“天”是《诗经》中的一对高频词,研究者们为考察周代社会思想文化而对此多有提及,却常常把两者简单等同。实则,“帝”与“天”的含义、来源是与殷商至周上帝崇拜意识的流变息息相关的。“帝”与“天”两者关系密切,大多时候都是指位于天上的至高神灵,两者经常通用但又存在一些差别。     

“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为诗”是中国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后世论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以为诗”并非始于韩愈,而是始于早韩愈40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为诗”,即以散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为诗”的运用,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贴近人心,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中国上古文献的“《圣经》情节”初探

自明代西儒利玛窦开始,不断有学者对看似迥异的东西方文化进行类比,以期达到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文对《圣经》记载的一神崇拜及我国上古时期的一神崇拜进行比较,就圣经中的一神崇拜与我国上古的一神崇拜,甲骨文中对“上帝”的提及,中国古书中的“《创世纪》情节”三方面对其相似性进行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