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写作

这个专题我想让写作者自己说话,他们是写《十四家》的陈庆港、写《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的梁鸿、写《上课记》的王小妮,他们的职业分别是职业摄影师、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兼诗人.本来还邀约了写《冬牧场》的李娟,她还在遥远的新疆做一个真正意义的"劳力者",我不想因为我的约稿改变她的生活节奏.作为这个专题的主持人,我还是想,他们说他们的,我说的我的,这种主持不"主"的方式,也许倒可以有一种各说各话的嘈杂.     

“就这样写吧!试试看!”——读高尔基《论写作技巧》

谈到写作,"终生为报纸而工作"的高尔基十分认真地指出:"你要想写得很好,就必须懂得各种技巧."这位"老报人"直言不讳的忠告,促使我们又去研读他的书信集——《论写作技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进一步细细品味他在这方面的谆谆嘱咐."先从写小故事开始"学写作,必须从简单的东西练起,然后写复杂的.这是高尔基一贯的写作思想.他在与那些初学写作者的通信中,真诚地建议他们要从写小故事入手.1916年9月18日,高尔基给24岁的马克西莫夫的信中说:"我劝您着手写一个小故事,主题普普通通的,比方说,就用《平常     

朱天心:我害怕和他们一样

少年成名的朱天心并未一直沉浸在最初的光芒中。她清楚自己的写作方向,也清楚想要怎样的生活。她在文字中留下温婉和清新,也在街头留下坚强和抗议很多年前,胡兰成评价朱天心说,"她的大眼睛真真是美绝了。"那时候,没人能猜透那眼睛里实际上藏了多少骄傲劲儿。李登辉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久,开始排斥外省人,眷村长大的朱天心就非要写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告诉世人眷村人的朴实、真挚,以及生活的不易,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那个时候好简单,以为自己有～腔热情就可以改变什么,现在我有长大呀。"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声音轻轻柔柔,像在跟人撒娇。朱天心,一直都没有变。即使如今她已经54岁。     

我看王朔

１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 ,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 ,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 ,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 ,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 ,都是对７０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１８岁女孩 ,自以为历尽风雨 ,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 ,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 ,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     

郭小橹:37°2的爱情

在1999年初,郭小橹曾经想写一篇文章,那是她的处女作《网络时代的爱情》拍成电影之后。她想写一篇《小说人,电影蛋》。 郭小橹觉得她是以一种对于纯文学的爱来写电影的,但是这个一厢情愿的爱情失败了。《网络时代的爱情》从第一稿到最后成为电影的那个东西,已经面目全非,甚至最后连角色的名字都改变了(“那只是个符号”,她强调说)。一切为了市场,为了能拉到投资。 “一个想写小说的人下的却是电影的     

闲话陆小曼

上世纪陆小曼的文学写 作尚未为人所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介文章《陆小曼的小说》。去秋至今春《文汇读书周报》陆续三次刊出陆小曼一批佚文、佚诗,而出版《陆小曼诗文》和《陆小曼传》也是前不多久的事,听说《图说陆小曼》的出版也已在筹划中。读书界似乎正出现小小的"陆小曼热",关注她     

樊云芳:生命之歌

樊云芳(1945年5月—),女,上海人,著名记者。"还在大学时代,我就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她想,"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常敲新闻真实性的警钟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报道的一项根本原则。然而,翻阅时下的某些报纸,一些捕风捉影的疑似新闻、凭空捏造的虚假报道,依然时有所见。虚假新闻何以屡禁不止?仔细分析,原因大致有这样几条:一是认识不明确。一些新闻写作者尤其是初搞报道者,弄不清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区别,以为写报道也可以像写小说一样虚构,结果稀里糊涂地搞了假报道。二是采访不细致。新闻采访是新闻写作的重要环节,新闻采访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新闻写作的质量。一些新闻写作者采访时不深入、不细致,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掌握的事实材料不确切,并且…     

施叔青小说中流露出的文人山水

有没有小说家深爱评论家的导读胜过自己的小说?施叔青不知,可当她在纽约的家读到传真机传送过来,南方朔为她的小说"台湾三部曲"之二《风前尘埃》(时报文化)写的推荐序"透过历史天使悲伤之眼",激动莫名。小说家认真写小说,评论家则站在另一个高度俯瞰,读出了小说家的字里行间,读出了超越文本的新喻意。     

拒绝浅阅读 还需远离浅写作

正阅读影响着一个民族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如果过分热衷于"浅阅读",无论于国于民,潜藏的危害都将是巨大的。在阅读已呈大众化、通俗化甚至娱乐化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呼吁深度阅读。而在考量浅阅读与深阅读关系时,不应该忘却读和写之间的紧密关联。《人民日报》报道:读和写不可分割。读者读什么,取决于作者写了什么,而作者写什么,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读者读什么的影响。浅阅读泛滥,一定程度上与浅写作的"繁盛"不无关系。近年来,许多论文和书籍虽呈井喷趋势,但学术含量和思想含量却并没有显著提高,仿佛写的目的不是为了阅读,而仅仅是为了发表和出版。这种写作的"浅",可想而知。     

思路要广 文路要宽

当演员有“戏路”的宽与窄,从事新闻写作,也有个“文路”的宽窄问题。我认为,新闻写作者要广开思路、广辟“文路”,“文路”越宽越好,即不但写新闻报道,同时也要兼写散文、杂文、言论,报告文学、小说等.实践证明,文路宽,对所从事的新闻写作无疑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坚持业余写稿,从实践中悟出了这样做的几点好处。首先,能使自己的新闻写作语言生动、词汇丰富、文风活泼.新闻当然有新闻的语言,但新闻语言千万不能墨守呆板、固定僵硬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报纸要不断改革,读者对新闻报道的可读     

“杀夫”框架下的人性书写——李昂《杀夫》与池莉《云破处》比较研究

李昂被台湾文坛称为"叛逆的女性",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小说《杀夫》,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尖锐地揭示了封建家族势力和男权主义对妇女的压迫和妇女本能的反抗,其批判的锋芒直指男权社会。"新写实"的代表作家池莉在90年代也构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杀夫"故事——《云破处》。《杀夫》和《云破处》在"杀夫"的故事框架下,都有对人性恶的书写,都     

刘震云: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

刘震云策略性地写了一个上访的故事。上访和拦访的过程混杂着荒诞、无奈、悲哀和幽默。但这不是反腐报告文学也不是官场政治小说,作家想写的是中国人生活背后的逻辑"其实不是我要幽默,生活就是这样。"聊到新书的细节时,刘震云说。三年后,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新长篇《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刘震云自己说,这两本书算是"兄妹篇",不是一个故事,但背后的"理儿"是一样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类似于"打怪升级"的故事,讲述了李雪莲因与自己丈夫假离婚成真,继而被同村人误解之后,选     

寻找一把“新钥匙”──读《新闻写作36术》一书有感

我初学新闻写作，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每当历尽艰辛深入舰艇连队采访归来，总为占有了一些新鲜生动、不可多得的新闻素材而激动，紧接着不免又犯起愁来：怎么写呢？采用什么表现形式，怎么表达才能把最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报道出来？近几年来，我也曾留心阅读有关新闻业务书籍，虽有所受益，但适用于初学写作者、专门讲新闻写作具体方法和技巧的作品并不多见。最近读到刚刚出版的《新闻写作36术》，很受启发，犹如寻到了一把解除心头困惑的新钥匙。据介绍，作者刘善兴原是海军部队一位从战士报道员中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曾在《人民海军》报…     

改变，从“00后”的心理开始--《今年，我们小升初》出版笔记

《今年,我们小升初》,为我们推开的,正是这样一扇门——让我们可以去察看那种裂变、聚变和核变之源。一个名不经传的"00后"小女生,在11岁时写的第一部长篇校园小说,上市不到半年便成为出版市场不折不扣的一匹黑马,原因何在?当我们还停留在80后、90后"流行什么阅读"的思维模式时,却不经意地发现,"00后"     

文学的时代局限

学者谢泳记其文友一论点：谓其人从不读知青作家所作小说,乃以知青生长之环境而衡定,又牵想及知青小说变成铅字,得奖的环境,“他们能跑多远？”他说。谢泳尝劝他,那人却以“挂在嘴角的轻蔑笑容”而应之。（见《我们做过错事》）此公悬鹄极高,然确有理,洵鉴赏界之斫轮老手也。扩面论之。４０年代末以后之小说文体、文风一无是处,均难以卒读。这固然有客观原因而造成,但所谓知青小说,等于没有地基的高楼,不良药物催化之豆芽,中看不中用。可读的东西很多,大量旧文学,可供文学老饕之饱餐,最晚可读至清末民初,及新文学之第一代。…     

知青的喜剧——读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

《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写于１９８７年１月到５月间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十几个十七八岁知青男女的下乡故事。十几年后，马原在其２００１年的《再版自序》中说：“这也是我的一部带自传性的小说。”“我的这惟一的长篇并未给我带来所谓的知青作家的头街。”马原是个知青，马原在《再版自序》中说“我们那一代人许多都当过知青，现在它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这是一个只有生长于当时的人们才知晓确切含义的特殊称谓。知青。这是一段一代人都无法忘怀的日子。每个知青都在身心上留下烙印。”那么，这段日子在马原身心上留下的是什么呢？…     

传媒业: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语中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总适用于每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大时代.传媒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未有哪个时代的媒体格局像现在这样纷纷扰扰、万象横生.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从未像今天这样,开始拥有了巨大的传播话语权;而大众传播者也从未如当下这般地拥有如此多的传播技术手段,却对传播影响力的发挥绞尽脑汁,薄命厮杀.互联网趋势研究者谢尔·以色列在其著作《微博力》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换的时代——一个全新的交流时代正在代替老朽的、运转不灵的传播时代."     

汪曾祺——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汪曾祺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周淑萍一人办出版社

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周淑萍一人在香港办出版社,当然总编辑就是她啦!由于她独到的眼光,第一个帮助张小娴出书,后来又认识李敏同、梁继章。三人合写广播剧《爱情感觉》系列,其中《不再失恋俱乐部》卖出三四千本。不论内容和包装都不断进步,并有其独特的卖点。她从最初写小说、散文,到最近写访问集《一朝失意》,还以六七十年代的背景写纪实小说《那个水仙花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