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语札记

金代女真语在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金史》等史籍中的女真语词汇进行语文学研究，是加深对女真语言认识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札记形式，对《金史》中的近２０个女真语词作了语文学注释，描述了这些金代女真语词的语音特点、词汇意义以及在明代女真语、清代满语中的体现及变化．     

1413年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

本文对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的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以及满语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作者认为,永宁寺碑上承金代女真语文,下启满语文,对于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满语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女真字构制初探

金代女真字的研究,由于明代四夷馆《女真译语》(《华夷译语》乙种本)的留存,使人们获得了较系统的基本资料和识读的依据。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金代女真字刻石等文物的保存和不断发现,为女真字研究提供了足以与《译语》相参证的原始文献。虽然现存文献仍然存在若干有待识读的字汇,但总的说来,女真字由于有《译语》留存,已不像契丹字那样需要依靠文字本身比照识读,而可以在基本识读音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考。     

女真文中汉语借词的音韵特点

本文尝试利用女真语文来研究近古汉语,指出女真文中汉语借词的音韵特点与《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这可以进一步证明元代的北方汉语早在女真时期便已定型了。     

韩国韩满比较语言学研究概述

韩国的韩满语比较语言学研究初衷始于韩语的语系归属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掀起了满语研究的高潮,大部分学者对韩满语都归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本文将对韩国国内的部分韩满语语言学对比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的韩满语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关于《“哈尔滨”地名考释》中一处分析的商兑

女真语中的＂猞猁＂[∫ilɑsun]并非来自汉语的＂猞猁狲＂,而典籍中的＂失剌孙＂、＂失利孙＂等音译词恰恰源于女真语。满语与汉语的接触推动了＂猞猁狲＂简缩为＂猞猁＂。＂猞猁狲＂一词借自阿尔泰语系。     

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

金建国以后相继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所制的文字史称女真大字,金熙宗所制的文字史称女真小字。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在《金史》以及其它有关史籍中都没有说明。从现在传世的女真文字中也找不出互相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文字。那么,现存女真文字到底是女真大字还是女真小字?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虽然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作过探讨,但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唯一的指望是从考古发现来解决这一难题,现在看来也不大可能了。因此,需要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从中得到启发,并借助现有的女真文字资料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就是对女真大小字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前辈和同志们,并切望得到指正。     

韩·满语的亲属称谓语相似点分析

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满学研究掀起了高潮,满语研究的兴起归因于韩语与满语的归属问题,至今为止,许多学者对韩语与满语同样归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与此同时也开始兴起了韩满语的比较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之上罗列出韩满语中常用的亲属称谓语,并对其相似点进行简单的分析。     

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

日本契丹女真文字专家山路广明氏著有《女真字制字研究》(《女真文字制字关研究》)一书,用力甚勤,成果丰硕。氏在该书《序论》中说: “迄今还没有听说有就女真文每一个字进行说文学考证的人。”这虽是山路氏自豪的表白,但是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山路氏著作发表之前没有人对女真文字的构造,进行过这样逐字的解释,因此山路氏的著作,给予研究女真文字制字方法的人,以很大的启示,这是山路氏在这方面的首创和贡献。但是,当我们认真仔细阅读和钻研山路氏的著作以后,除去佩服山路氏细心钻研的精神和巨帙丰硕的成果之外,也产生了一些与山路氏不同的见解,愿意写出来与山路氏共同探讨和商榷,并就正于这一方面的专家。     

曷苏馆女真考略

曷苏馆女真是指辽金时期活动在今辽东半岛上的一部分女真人。有关该部女真人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活动范围、行政归属、治所的变迁和地点,史料上记载的比较零散、混乱,学术界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拟就以上诸方面做初步探索。1、关于曷苏馆女真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无名氏《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三韩辰韩之后,姓拏氏。其地有七十二部落,阿保机恐其为患,徙豪右数千家于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欵,即所谓熟女真也”。“合苏欵”,即曷苏馆,或写作“曷术馆”、“合苏馆”。《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皆沿袭此说。     

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

一九七二年冬在河北省承德附近发现了金银牌各一面。牌面完整无缺、闪闪露光。一九七五年又在黑龙江省伊春大丰遗址也发现了一面与承德式样相同的金牌。一九七六年苏联赛加古城遗址发现一面女真字银牌。改证这些出土的金银牌的年代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牌面上的文字,研究它所牵涉的一些问题,对于研究中国的符牌制度,研究《金史》,特别是对研究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等问题,都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就这方面作初步探讨,希望得到学术界同志们的指正。     

评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和辽金史研究的新作

近些年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在女真契丹文字和辽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09年2月,由日本京都松香堂书店又推出了她的一部新作--<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捧读之后,受益良多.对于契丹文和女真文,笔者是外行,不敢妄加评论.这里只就释读研究的成果,参照个人的学习心得,谈谈一孔之见.所见浅陋,难免挂一漏万.     

萨满教与女真文化

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多种崇拜的原始宗教。在女真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萨满教与女真原始文化彼此不分,混沌为一;在女真族原始文化发展的初期,萨满教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萨满教孕育了女真文化,谱写了女真族的历史篇章。就文化发展史而言,萨满教是女真文化的必经阶段,是女真文化的摇篮。     

女真语文学的丰硕成果——介绍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谈到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人们就想到汉朝以后的“魏蜀吴”。其实,魏蜀吴三国鼎立不到半个世纪。另有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三国时代,三国鼎立长达一个世纪以上,那就是“宋金夏”。这个三国时代的特点是:三个国家、三个民族、三种文字(汉字、女真字、西夏字)。金国的“女真字”曾经在中原应用百年以上,金亡以后逐渐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大约遗忘了四百年以后,到清朝末期才有中外学者尝试释读,但是进展迟缓,一直到晚近才真正释读成功。金光平金启孮父子两学者的重要著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油印本,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使女真语文学达到成熟水平的丰硕成果。这是我国晚近在人文科学方面少数几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下面试作简略介绍。     

契丹大字与传世的女真文字

关于契丹大小字问题的讨论,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锦西《萧孝忠墓志》出土以前,还没有一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说法。《萧孝忠墓志》闻世之后,金光平先生在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锦西萧墓式的文字应为大字,辽《庆陵哀册》式的文字应为小字的结论。本文所说的契丹大字即指锦西萧墓式的文字。     

《元曲选》所见女真文化习俗考释简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北方的主要民族之一。时我国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元代是女真生活的主要朝代,元代的代表文献《元曲选》中记录了元代女真族的文化习俗的真实面貌和发生的重大变化。女真民俗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元曲选》中所见的女真民俗文化进行研究考释,有助于全面探讨女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后代特别是满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探索现代满族民俗的渊源,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特约稿)

女真原没有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建国之后,对国内文移来往,对邻国交涉通讯,都是借用契丹文字。这种情形和满洲建国之初借用蒙古文字如出一辙。契丹语是蒙古系统的语言,女真语是通古斯系统的语言,所以女真人借用书写契丹语的契丹文字一定要通过翻译,自然是很不方便的。清太祖命额尔德尼·噶盖等制满洲文字时说:“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国之语,必绎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这就是清太祖命制满洲文字的动机。可以想象女真人用契丹字时当然也有这样的同感,因此金太祖才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命颁行之;后来熙宗也制女真字,于天眷元年(1138)正月颁行。希尹等所制,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女真小字。     

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研究

金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其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建立了以培养女真族人才为目的的女真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其中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小学和女真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颇具特色,对后世的元朝和清朝民族教育有显著影响,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不乏借鉴意义。     

论金代的女真文学

前言金代的女真文学,指金朝时期女真族人的口头文学和用汉文和女真文所写的书面文学作品。女真人用汉文或女真文所写的文学作品,都是表达女真人思想、感情的作品,都应归之女真文学之中,不能认为女真人用汉文写的作品,就不算女真文学,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女真人作品的绝大多数是用汉文写成的。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概念之一。     

东北沦陷时期汉语教育与《满洲国语》杂志

东北沦陷时期的语言教育研究多集中于日语的普及及其作为“国语”的教育。随着近年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东北沦陷时期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政策及文献研究逐渐增多,进一步丰富了伪满时期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的内涵,也为伪满时期语言接触与变异研究提供了“同时”语料。伪满时期汉语被称之为“满（洲）语”,凸显了当时汉语教育的特殊性;“满洲国语研究会”主办刊物《满洲国语》杂志连载的系列“满语”讲座类资料文献,呈现出东北方言口语的杂糅及早期现代汉语的特点。《满洲国语》及其《初级满语讲座》《中级满语讲座》等汉语教育文献,极大丰富了东北沦陷时期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