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敦煌写本省代号研究

省代号是指类书、辞书和音义类古书注文中用来替代辞目中已经出现过的字词的省书符号。本文讨论了省代号的形状、用法、来源及与重文号的区别,指出古书中有所谓被注字和注字连读为训的体例,其实就是注文中省略了省代号,列举实例,阐述了省代号研究对古书校读的重要性。     

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字研究

亚洲汉文学,亦称东亚汉文学、域外汉文学,特指古代朝鲜半岛、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等地区的各非汉民族作者用汉文创作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简称"亚汉文学"。朝鲜李朝是汉文小说十分兴盛的时代,汉文小说写本拥有丰富的汉语俗字资料。文章主要依据金起东所编十卷本《笔写本古典小说全集》,对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语字通例进行探讨,研究其文字系统、文字生态、简体俗字等。加强域外写本汉字研究,不仅是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之必须,也是构建汉字写本学必走的一步。     

从敦煌写本看敦煌民众对俗赋的接受

敦煌俗赋与敦煌当地民众存在着密切关系。敦煌俗赋写本的题记可说明部分俗赋由学郎书写,与文本字迹不同的题记显示十世纪的敦煌存在传阅俗赋的事实。与敦煌俗赋抄写于同一写卷、字迹一致的蒙书等文献暗示部分俗赋具有与同抄文献相似的性质,是当地民众的通俗读物。见于写本余白的俗赋标题、俗赋残句等写卷杂写,又可表明敦煌民众存在阅读、背诵俗赋的行为。敦煌俗赋写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或"讲诵底本",它还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读常诵的教材,是其文化接受活动的生动体现。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     

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及其周边各国保存的古代以汉字为中心的写本,是汉字文化的瑰宝,也是重新解读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钥匙.它们都是建立"东亚写本学"的基础材料,其中敦煌写本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日本所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的<镜中释灵实集>,是我国早已散佚的唐代佛教文学的珍贵文献.日本学者对它所作的注解,著此项研究之先鞭,值得我国学者重视.而其解读中的不备和不确,恰可借助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加以补正.     

敦煌文献《欢喜国王缘》写本研究

《欢喜国王缘》是包含佛教思想的唐代因缘类作品,传播范围广,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较深的影响。敦煌文献留有的三个《欢喜国王缘》抄本分别为上图016、上图028V和P.3375V,同抄内容还有《廿二问》《书仪一卷》《须阇提太子因缘》《鹿母夫人缘》。结合三个写本的抄写内容以及物理形态,可知《欢喜国王缘》应创作于8世纪下半叶,其中上图028+P.3375的缀和本当抄于955年,可能为寺庙学郎的作业,用于学习书仪规范以及佛教知识。     

从朝鲜移民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本质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的向东北移植朝鲜人,实行"日人植鲜、鲜人植满"的政策。从朝鲜向东北排出过剩人口开发水田,把东北作为其军事和粮食基地,建设"农业国防",借助朝鲜人扩大其在东北的侵略权益。     

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汉籍写本释录之疑——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为中心

敦煌俗字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为解读东亚写本提供了利器,对于流散于海外的汉籍写本的释录,更是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域外汉籍写本特别是东亚写本的研究,也会反过来促进敦煌研究的国际化.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保存了我国晋唐时期佛教文学的珍贵资料,而现有的释录还存在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借助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可以解决该写本释录的许多疑难问题,也为晋唐俗字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参照.     

从敦煌写本看现存《普曜经》的翻译及流传

敦煌写本《普曜经》共10号。文章以敦煌写本为中心探究《普曜经》翻译来源及翻译完成后的流传情况。通过比较敦煌写本与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可证《普曜经》部分篇章系《太子瑞应本起经》之“翻版”。从写本到刻本,《普曜经》语言经历复杂变化,通过考察异文推测南方系统诸刻本与敦煌写本最相近,中原系统刻本相似度最低,这个差异与其底本来源不同有密切关系。南方系统内部诸刻本《普曜经》有较明显的分野。     

论敦煌文书中的草书楷化字

敦煌写卷中的草书楷化字是汉语俗字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草书楷化的过程中,部分字形出现了既区别于原字而又在部分构件上与他字同形的情况,因而容易造成误释和误录。研究草书楷化字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敦煌和传世文献的整理及辨伪。     

敦煌写本《茶酒论》新考

敦煌写本《茶酒论》应为七个写本,而非学界一直认为的六个;四个写本抄有作者姓名,但作者姓名的写法不一致;结合唐代茶文化发展状况,《茶酒论》的创作时间或可推定为800-805年之间。从传写特征看,《茶酒论》写本是民间一些有文化的底层人士,出于个人喜爱,随手抄写,留为自用。     

《秦妇吟》敦煌写本新探——文本概观与分析

不同于以往诸家按照单个文本完整程度次第进行文献描述的方法,本文对目前已知的11件《秦妇吟》写本按照装帧方式分别进行了条列叙述和分析,并对相关写本的题记、杂写、正背文字所属文献等情况进行了梳理。     

敦煌写本《玄应音义》考补

<玄应音义>各传本之间有着复杂的异同关系,本文在逐词比勘各本异同的基础上就周祖谟先生<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和张金泉、许建平先生<敦煌音义汇考>的一些疏失作有补正,指出<玄应音义>大致可分为高丽藏和碛砂藏两大系列.二者的不同早在开宝藏刊印前的敦煌写本中已存在.敦煌文献中无碛砂藏卷5所脱21部经的写本可能是开宝藏初刻本所据之祖本,后成为碛砂藏本一系;有碛砂藏卷5所脱21部经的写本是契丹藏所据之祖本,后成为高丽藏本一系.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残片续缀

敦煌研究院藏有一批敦煌文献,部分可以缀合.前贤对已刊馆藏敦煌文献做了缀合,本文则对院藏未刊的汉文文献进行缀合,将39件残卷和残片缀合为13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也有助于了解敦煌文献的聚散情况.     

敦煌写本《籯金字书》研究

S.4195v<籯金字书>,前后残缺,存有<帝王篇第一>71个字、<诸君篇第二>50个字、<诸王篇第三>37个字、<公主篇第四>38个字,四篇共196个字.通过逐字勘比研究,其内容与S.5604阴庭诫改编<籯金>有很多差异,而与P.3907李若立编撰的<籯金>内容相同,应当是根据李若立<籯金>编撰的,是唐代敦煌教授学生学习李若立<籯金>所使用的字书.     

敦煌"玉女"考屑

敦煌文献中出现的"玉女泉"和"都河玉女娘子"之"玉女",实则为一女神形象."玉女"最早为传说中的"青女",亦即"天神青腰玉女",司霜雪.敦煌玉女神之形象不仅与此传说有关,而且融合了华山玉女的事迹,还与早期昆仑神话有一定的联系,与敦煌文献中另一女神"张女郎神"是不同的两个形象.     

敦煌索姓相关卷子校记

索姓家族是唐代敦煌地区的名门望族,现存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卷子,其内容与索姓人物相 关。前贤辑释、校读了这些卷子,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和研究基础。但敦煌卷子因年代久远,字迹漫漶,且多俗字,校注中难免有失误之处,而正确释读文献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故运用语言文字知识对所发现的一些失误之处进行补正。     

敦煌遗书中的针灸文献

本文全面介绍了敦煌遗书中的《灸经图》、《新集备急灸经》、《明堂五脏论》、《脉经》、《吐蕃藏文针灸图》、《吐蕃藏文灸法残卷》等针灸类文献。     

敦煌"状"文书再探

状作为司等僧务管理机构分发大众利的依据,是以寺院为单位,由寺院自己以状文形式具报的本寺应分僧尼的名单.虽然P.2250V与状关系密切,但其应不是状文书,而P.3600中的诸寺状文应是状文书.在寺院负责人具呈状后,再由分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以寺院具报的状文名单为基础,以唱卖历等为依据,对诸寺僧尼应得利进行勾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