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修养在史学批评中的作用

史学批评实际上就是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史家永远是主动的,是积极介入的,史家是史学批评活动的主体因素,离开史家的活动,史学批评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进行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史家修养在史学批评活动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论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下)

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与发展,固然得助于有利的历史条件、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但这一些,毕竟还是外部因素,而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因此,研究秦汉史学成长的原由,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深入探讨其内因。谈到史学发展的内因,自应从史学家说起。这是因为,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学水平的高下,取决于史家才能的大小。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史才,没有一批卓越的史家,史学的成长是不可能的。本来,我国早在殷周时已有史官,在史官中也有不少的史才。但由于其主要任务还不是修史,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家。史家的出现,始于修史活动开始出现的宗周春秋之际。经     

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特点及对其成因的简析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     

史家主体意识及其与史学繁荣和发展的关系

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 ,正视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是研究史家主体意识的前提。历史认识活动是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来刺激的过程 ,它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是历史认识活动和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     

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

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中西史学的奠基之作。奠基时期史著所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应该从史家所处的时代和史家的自我意识中去挖掘。两位史学大家成熟的自我意识使他们著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就是明确的目的，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当时先进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秉笔直书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秉笔直书思想又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它经历了＂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一历程中附加了史家的主体思想,承载了史家的主体意识。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刘知畿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畿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延安与重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着学术共性,但由于空间的分离,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具有不同的区域性特点:两地史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不一;两地史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点;与重庆史家不同,延安史家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较之重庆史家,延安史家的论著更多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     

蟑螂的民主决策

洞庭湖边鼠满为患的时候,有一位时评家写过一篇文章,很认真地说老鼠的生命力如此之强,我们应该敬畏它。我不知道他说的敬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拜老鼠教？那样的话,还不如搞一个拜蟑螂教,蟑螂的生命力之强,更值得“敬畏”。     

论翦伯赞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理论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但它本身却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满足现实的需要,是史学发展的根本规律。注意研究时代的特点及现实对史学提出了哪些要求,并探讨如何把这种客观上的要求变为史家的自觉     

史义——中国古代史学的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本体问题的探讨,积累了相当厚重的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史学本体论的内涵中,史学"求真"和"寓义"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然而从先秦至清代史家对于史学本体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偏颇,一个时期过度强调史学本体的"求真"理念,另一个时期则过分强调史学本体的"寓义"理念,导致史学思潮在征实与空疏之间畸轻畸重循环发展,给史学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很有必要深入考察古代史家对"史义"认识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借鉴和吸收,丰富和滋养当代史学理论.     

为学六艺

我上大学时,经常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优秀的学者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要在学术研究中做出点成绩来,应该从哪几方面着手?后来学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大受启发。唐代刘知几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学"、"才"、"识"三方面的素养,清代章学诚认为史学家还应该具备"德",近代的梁启超将"学"、"才"、"识"、"德"称为"史家的四长"。其实不唯史学家应该具备以上四方面的素养,其他学科的学者皆应如此。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除了应该具备"学"、"才"、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则纲的史学功能观——以《史学通论》为中心

皖籍著名历史学家李则纲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了历史学的功能,强调史学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融通其他学科,培养史家的科学精神,正确认知历史和传承人类文明,更新史学的社会教化功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他的史学功能观对我国史学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史家的四长（节选）

刘子玄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     

史学家人格魅力的精神内涵

尽管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能促使史家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但尚不足以解释何以许多史家倾其一生研史、治史,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笔者以为“史德”的另一面,即“史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才是这种情况形成的真正原因。本文探讨了“史家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的原因,同时阐明提倡这种道德对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

传统教育史学强调要在搜集史料上下工夫,似乎不穷尽史料就不能有发言权。而笔者认为,教育史研究当然要搜集材料,然而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却并不构成真正完备的教育史知识。史料并不是史学,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初探

1 作为史学理论,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史学。逻辑上说,自史学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关于史学的自我认识。但我国古代史家于此很少作抽象的哲学论述,他们往往从独特的立埸去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国的史学萌生于上古史官的记言载事,后代大凡论及史学,总爱提到上占“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这里就包含着对史学是什么的某种原始看法。自从南史、董狐被尊为良史以来,人们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客观历史是可以通过笔录反映出来的,只要史家     

史家与社会:辩护与思索

本文通过对“史家与社会”、“史学与社会”的探索 ,认为史学与史家在当今社会并非可有可无。但对于史家而言 ,应具有终极关怀、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政治关怀、经济关怀等 ,并懂得生活的艺术 ,且要注意调谐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