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外民事诉讼相关证据制度——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民事证据制度与我国《证据规则》之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证人制度、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立法缺憾很多,证据规则是一个事实性多于抽象性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现实条件下短期内难以用我国沿用的大陆法系以降的制定法思路来解决。我国应在司法实践中形成我国的证据规则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公正原则的运用,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民事证据法典的制定。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若干问题的疑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存在诸多有待商榷之处：将实体、程序问题合二为一的混杂解释不但无法保持法律的“纯洁”还造成了越权解释;财产执行中止、终结标准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统一、对物质损失限制解释的无理性在给理论带来困惑的同时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不公,无法全面有效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应对相应法条作出适当的删除或修改。     

民事诉讼中自认规则探析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解读

2001年12月21日公布并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其中第八条对自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填补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自认规则的空白,对我国今后民事诉讼实践中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理解和分析《规定》中所确立的自认规则,是律师参与民事诉讼、正确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必须的重要环节。     

论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矛盾与协调

公正是国际普遍公认的一项司法原则,效率也是各国所追求的诉讼价值。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存在着矛盾,即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在协调两者关系时应该做到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笔者探索了我国民事诉讼价值协调机制的构建。     

民事证据立法与辩论主义——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缺陷

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本质的理论概括,它落实到具体的证据制度上,一方面要求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严格限制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确立自认制度。作为民事审判改革的重大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上述两个方面均体现了辩论主义的要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其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未来的民事证据立法中,为体现辩论主义的要求,对其进行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浅论医疗事故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之适用--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有关医疗事故侵权及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笔者通过对举证责任倒置相关理论的阐述，对在医疗事故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对医疗机构提出了若干建议并对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民事诉讼依“法”裁判辨正——从档案统计的视角

对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是否依法裁判争论较大,通过数据统计难以得出依法裁判的结论,对此应该辩证认识。古代中国未能表面依法裁判既有当代人的理解问题,还受到立法因素、司法制度、结案方式、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并未影响依法裁判的大格局,在当代中国,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一致的同时,不能因法律变通影响规则的确定性,应理顺民俗习惯与司法的关系。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法律思考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对于举证责任倒置实行严格的法定主义;(2)适当缩短举证的指定期限以提高举证的效率等.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理性思考与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五年多的司法运行实践表明：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率低,在许多基层法院形同虚设。设置证据交换制度理念的错位和证据交换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是证据交换制度预期功能未能发挥的主要原因。改造目前的证据交换制度,必须转换证据交换制度的设置理念,应当将证据交换制度系统化并构建相关配套制度。     

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若干问题探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发布实施在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冲突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条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的影响.     

判例的辨析技术:推理方法——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分析

最高人民指导性案例要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能使各级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例时参照"适用,最高院还需制定更加细致的规定。     

关于诚信原则与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实体法的指导原则,对民事诉讼法产生了显著影响。它要求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行为时,必须诚实、公正和善意,对诉讼参加人滥用诉权、作虚假陈述等不正当诉讼行为予以限制,同时禁止法官滥用裁量权、实施突袭性裁判,以维持当事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最终实现诉讼程序公正。因我国的民事诉讼未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时应特别关注对当事人正当诉讼权利的保护,注重防止法官滥用职权,维护制定法的稳定及尊严。     

民事举证时限的制度阐释及完善——兼评《民事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操作性内容作了系统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在司法解释层面实现了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但该规定仍存在着矛盾、遗漏、不明确和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需要进一步完善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举证期限制度在法律层面最大限度地走向理性化。     

涉外婚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婚姻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中之重,随着各国人民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由于各国婚姻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涉外婚姻的法律冲突现象十分常见。怎样解决婚姻的法律冲突,一向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2011年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标志着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规则更加系统化与现代化,但该法在一些方面仍有待得到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本文拟就婚姻关系法律冲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相关条款予以解读,并对相关立法司法实践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鉴定人出庭制度的思考——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由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保障措施的缺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不到5% .在民事诉讼中,要提高我国鉴定人出庭率,应当对鉴定人出庭的相关规则、鉴定人出庭的权利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解读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特定的涉及国家基本利益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不经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4条首次针对"直接适用的法"予以规定,在立法层面上对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该条的理解因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原因仍存在着模糊和不完备之处,因此,对于强制性规定的概念和类型,第4条和公共秩序之间的适用层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直接适用的法"这一原则等问题,都是实务界与理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诉权保障与级别管辖权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获得有管辖权法院的审判是诉权的应有之意,确定管辖权的规范是诉权保障的重要制度构成,不容规避和违反.面对实践中当事人"争管辖"、法院"抢管辖"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从级别管辖异议的提起和审理、异议裁定的上诉以及管辖权转移的规制等方面对审理级别管辖异议案件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规定,确立了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规定>对于缓解级别管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对于诉权保障也具有多方面的制度价值.作为一项司法解释,<规定>也有其局限性.在异议的主体、审查程序、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移送管辖等方面留下了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程序公正大于结果公正——回应《民主推选主持人的困惑》

什么是民主？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民主就是统治者不能按照个人喜好做决策,而要根据大众意志做决策,但事实上没有绝对一致的大众意志,那就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做决策。所以,民主制度总是在迫使统治者放弃个人喜好而服从大众意志。在班级实施民主管理,     

“理性”的交织——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间关系思考

自由心证是证据裁判原则要求的依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具体方法。证据裁判原则对自由心证作用范围、过程及结果产生外部约束,其理性要求和裁判外化也能够促使裁判者进行主观思维活动的理性自我约束。心证事实成为裁判依据之事实的前提在于自由心证的运作及结果符合证据裁判理性要求,而自由心证以其"自由"和"不自由"最终能够实现其理性要求。     

行政诉讼认证规则的新发展--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分析

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规定在证明标准、自由心证、非法证据排除、最佳证据、自认和推定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诉讼认证规则进行了扩充，这些新发展将促进行政审判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