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管制中三方博弈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现行污染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多方质疑。为保证环境管制的有效进行,实现环保质量的提高,通过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剖析地方政府、管制机构与排污企业的三方策略选择,发现存在"管制俘获"、政企合谋等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环境管制的改革提供参考。     

环境管制政策与企业行为——来自高耗能企业的证据

环境管制政策通常分为行政管制和市场导向型管制。行政管制政策具有强制执行性特征,企业没有自主选择权;市场导向型管制政策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自主选择节能减排行为。选取钢铁企业和电力企业,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管制对企业行为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市场导向环境管制对企业战略影响远大于行政性管制;而行政性环境管制对企业技术进步影响远大于市场导向管制;由于企业战略直接影响到企业其他行为调整,因此,总体上看,市场导向管制对企业行为影响大于行政性管制;此外,企业行业垄断特征越明显,越不愿意进行战略和生产决策调整。     

价格管制、战略性创新激励与创新药市场绩效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竞争市场中,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和创新药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价格管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价格管制能够引导企业的创新投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合理匹配,可实现制药企业、医疗机构、患者、医保机构和政府的"多赢";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投入进行双向调节,引导其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进而提高制药企业的利润和社会总福利;当管制价格高于社会最优的管制价格时,提高医保福利水平和降低管制价格均会削弱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     

“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执行偏差的博弈分析

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是我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一项税收优惠措施,但该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偏差。论文采用利益分析法全面分析企业研发费税前扣除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行为,探讨它们利益不一致的制度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合作博弈的利益协调机制。     

管制和企业排污的博弈分析

本文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了企业过度排污的原因,介绍了我国环境管制制度的基本情况,建立了排污管制的分析模型,依据该模型对政府管制与企业排污进行了博弈分析并提出了加强对企业排污管理的建议。     

中国土地用途管制绩效的时空差异性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法,协调度模型法和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1996年-2010年间土地用途管制绩效的时空差异,探讨社会经济与政策制度的协调性,以期为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意见.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我国土地用途管制绩效在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内效果逐渐减弱;结合我国粮食分区状况,从空间维度看,管制制度绩效评价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部分属于粮食主产区,而执行效果相对较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是粮食主销区;从协调度角度看,在管制制度实施的情况下,大量经济滞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策执行过度,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政策制度,协调度指数大幅下降,而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则大部分达到了高度协调水平.得出研究结论,根据土地用途管制绩效的时空差异和协调性分析,针对不同时段不同分区采取差异化管制政策及措施,提高管制绩效水平,完善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环境保护中政府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博弈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及外部性,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利益博弈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中的政府规制与企业行为,具体论述了环境保护的两大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博弈过程。结果表明：政府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规制,却难有效果,关键是由于规制政策的规范性和实施程度不够。由于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存在非合作博弈,企业在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下时往往都是从企业竞争力、企业绩效等自身利益角度来实施环境保护,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滞后性。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     

协同决策在空中交通管制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协同决策是一种基于信息交换及政府与企业之间联合协作的理念,实际管制工作中,空域管理政策、管制能力、通信、导航和监视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空中交通容量,但这些因素的改进或完善并不能完全替代协同决策机制的作用,只有协同决策机制才能在预计空中交通活动超容量的情况下,使得效率最大化。     

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政策环境分析

本文在梳理北京市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政策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对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对各类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政策环境之影响性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选取近80家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相关政策整体而言对企业绩效比较明显。并且,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存在差异,对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影响较大,对民营企业影响较小;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对越年轻的企业,政策的影响越大,即政府政策环境对初创企业影响最大,对成熟阶段的企业影响最小。从分类政策上看,一方面,财税政策、区位环境政策以及政府服务质量对于企业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较小;同时,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处于一般水平。各项分类政策在执行质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各分类政策影响的差异主要产生于政策内容,而非执行环节。对于影响较大的分类政策,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最后,本文给出了政府政策调整的几项建议。     

基于史密斯理论的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政府规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各国政府一系列政策和规制措施的出台,以应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依据史密斯的政策执行理论,从理想政策、执行团体、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方面分析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政府规制现状,梳理政策供给盲点,并提出进一步的规制建议。     

国际贸易渠道的环境污染转嫁研究

本文基于博弈论思想,对国际贸易双方分别与本国政府的环境规制进行博弈分析,发现如果不能合理地把环境成本内化为商品成本的情况下,加之各个国家对环境污染管制的严格程度存在着空间的不均质性,将出现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转嫁环境污染的问题。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分析,如果为了鼓励出口创收而放松对出口企业的环境污染监管,未能将环境污染成本内化,则出口环境污染密集型产品相当于出口国政府通过出口帮助进口国承担了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的路径选择包括庇古税、环保补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科斯式排污权交易、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     

政府规制、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察中国区域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分解为政府规制因素和产能过剩因素,利用1997~2012年省际数据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因素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正式规制强度对各区域降污减排作用不显著;提高非正式规制强度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有显著作用,非正式规制对高度产能过剩产生的环境污染有显著的平抑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奠定生态环境安全基石

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土壤环境形势,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刻不容缓。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的关键环节,是明确落实各方责任的客观要求,是提高公众土壤环境保护意识的现实需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明确责任划分,处理好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加快建立以土壤污染防治法为统领、以国家政策标准为导向、以部门规章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奠定生态环境安全基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奠定生态环境安全基石

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土壤环境形势, 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刻不容缓。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的关键环节, 是明确落实各方责任的客观要求, 是提高公众土壤环境保护意识的现实需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要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重点环节, 明确责任划分, 处理好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加快建立以土壤污染防治法为统领、以国家政策标准为导向、以部门规章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奠定生态环境安全基石,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化将如何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本文立足于GVC的视角,利用1995—2018年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体系,探究了参与GVC对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影响,分析各国参与GVC是否会影响EKC的“拐点”。研究结论表明：①GVC参与度的提高将显著延后EKC“拐点”的到来,这一“延后”主要源于后向GVC分工的驱动,而前向GVC分工的提升将有助于EKC“拐点”的提前。②参与GVC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参与GVC将助其更早迎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碳达峰;而规制宽松的国家参与GVC则可能沦为“污染天堂”。③GVC参与度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推动EKC“拐点”提前到来。④GVC参与度与CO₂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和环境效应方面的实证应用,为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提供了新思路。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基于各省2005—2009年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政府实施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在环境保护不断加强的同时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那么,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工业行业来说,政府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吗?利用DEA法计算了2005—2009年间我国30个省工业行业的技术(TFP)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并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度量环境规制程度,对环境规制程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发现和论证了:(1)2005—2009年我国30个省工业行业环境规制促进了技术进步;(2)我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程度对技术变动的影响为负,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大气十条”为例

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实现中国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大气十条”））为例,结合中国2011-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以及三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2011-2015年的整体效应还是2014-2017年逐年的动态效应,“大气十条”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都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可知,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大气十条”的财政支持,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短,力度大,许多企业反而倾向于缴纳排污费或者减产来应对,并且企业不进行研发创新也可以维持自身的资产收益率。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对及补偿策略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当事故发生后,污染物的积累和迁移转化会引起多种衍生的环境效应,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如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长期严重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遭到污染。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中、长期影响,就必须对其进行人工补偿,使其恢复到原来或所期望的状态。但由于目前我国在补偿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尚存在着诸如投诉主体的缺位、生态损失评估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以及补偿费用不足等一些问题,在客观上使得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建立全方位的补偿机制,将生态损失纳入到环境污染损害补偿的范围内,是当前理论界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