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

30年代,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为阵地,集中推出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派色彩的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都市生活：现代派诗歌的语境与内质——以1930年代《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现代》为中心的都市诗歌创作,在写作上借鉴西方资源,拓展了现代汉诗的写作题材,丰富了现代汉诗的写作技巧,同时也呈现出现代派诗人们在表达本土经验上的独特处理方式：客观地呈现现代都市场景,或借助这些场景来表达现代人繁复的感觉和人生哲理。总体而言,现代诗人呈现的是一座带有文学隐喻性质的＂真实的＂都市,凝聚的是繁复而混杂的中国经验。同时,现代诗人塑造了＂寂寞的旅人＂式的自我形象,除了传达出自觉疏离现代都市的精神＂无根＂状态,也透露出中国诗人在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夹击中的彷徨心态和艰难挣扎。     

《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派——对“中国新诗派”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中国新诗派”认识及命名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40年代未两个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分析与研究,从源头上认识“中国新诗派”的发轫与形成。“中国新诗派”不同于其他流派,它是因诗歌艺术客观上的趋同而被后人追认的文学流派,是“自觉”的现代主义促成了“不自觉”的诗歌流派。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关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现代性（现代派）是批评界和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讨论,更是其中较甚激辩的一项议题,这种讨论充分体现了文学界对现代派、民族派、世界性甚至是大众化的多种诉求,有助于纠正中国现代汉字发展中偏颇和混乱状况,此次讨论既是对新中国27年文学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清理,也是对后来文学发展走向的导引。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诗》、《易》制作年代试考

《周易》系辞系统之最终编订，当在周代王官之内。要探索《周易》系辞系统的制作年代，必须分清楚系辞(卦、爻辞)的编订年代和系辞(卦、爻辞)所引用的古歌、文献的制作年代。《周易》卦、爻辞所引之古歌、文献，系出自周族旧典，有的年代相当古早；但《易》到西周中晚期(宣王之世)已基本定稿，最晚收入《易》卦爻辞的歌诗、谣谚应不晚于宣王之世。“宣王中兴”与《诗》、《易》文本的编订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论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民主政治成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追求。历史表明,在民主与科学呼唤声中孕育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民主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都市性

30年代中国文坛穆时英等现代派小说所显示的“都市性” ,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源泉、思维、情趣及审美特色 ,但也存在缺乏历史容量的涵盖、形式分寸感的控制、及与主潮疏离的局限。它成就了作家也限制了作家     

意识形态:从古典到现代

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涉及到人类的认识问题和存在问题,它关注的是人类的观念意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意识形态所要表达的问题在一些古老的哲学命题中早有阐释,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在实质上经历过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因此考察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的思想家们如何思考人的观念意识与现实关系,进而厘清意识形态概念是如何产生并获得其现代意义的,成为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必须做的第一步工作.     

顾城诗中现代主义的本体分析

顾城诗中个人化的象征,独特的主观表达,抽象的抒写三个现代主义倾向,体现出朦胧诗的一些现代主义思维和表达方式,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同时,他们的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在感受上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思考当前诗歌甚而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启发价值。     

试论清末民初汉装复兴的际遇

"恢复华夏衣冠"既包括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恢复华夏民族的统治地位;又指恢复华夏族人的外在形象、仪容即服饰。清末民初的政局变化为汉族传统服装的复兴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由于服饰近代化的"西化"取向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汉装的出现被认为是个别人的"复古"情结而受到忽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有待挖掘。今天,传统汉装的再现街头恰是前次事件的重演和继续。     

《现代》:都市的节奏与都市文学的表现

现代化都市的出现,带来了种种“都市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背景。中国都市在三十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现代化的节奏却使人们疲于奔命、无所适从。穆时英从明快迅捷的电影摄制技巧中获得灵感,于是有了与众不同而充满都市味的小说。刘呐鸥的小说表现出都市人的“感觉串味”。施蛰存则显示出都市人的孤独与冷漠。都市人的命运在《现代》杂志创作中,有了一次集中表现与亮相。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派象征诗学中的意象阐释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诗派带有鲜明的象征美学特征,用象征美学追求主观世界的客观化和思想的知觉化,在实践品格中,从对诗歌意象的选择中去诠释象征性意蕴,在纷繁的意象的汲取中去建构中国化的象征诗学,呈现出独有的美学风范和审美思路。     

论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的开放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以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展机制,对中国诗歌的传统进行自觉地断裂性选择,使诗歌在认同和对接中发展新诗的表现艺术;试图梳理这一时期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归化,重新认识现代诗歌的建构方式,树立诗歌的开放意识.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通识教育思想

近代来华传教士提倡通识教育，主张人的灵、智、体应当全面，其主旨在于培养教会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使学生皈依基督教。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能得到部分传教士的认同，除了受国际教育大趋势的影响外，与传教士本人的神学观念以及当时中国教会学校所面临的教育环境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