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社会理想探析

商鞅的社会理想是他变法行为的观念先导。他的社会理想分为两个高低衔接的层次 ,一是建立理想的法治社会 ,其时 ,法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唯一规范 ,法律取代道德规范 ,法律规范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风俗 ,消除人们的犯罪动机。法治的结果是达到人人自断、自律。法治实现的条件是法律的公平、公正。二是建立大治无为的社会 ,其时 ,法律制度转化为社会成员不假思索的行为习惯。商鞅的社会理想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明显的缺陷     

守法的必然和应然：一个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法律得到服从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法律被积极主动地服从是法治社会的理想目标,法律和服从者的德性是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前提条件,也是法律被服从的道德基础。     

论法律正义观念的缘起

法律正义,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观念和抽象的社会规则,作为法律所追求的终结价值和至善理想,是一个带有客观性的社会现象。法律正义观念缘起于古代人们对人或神的正义美德的赞扬,法律正义实际上就是人们所期待的古代神或人的正义美德的变迁形态,也是人们对法律的道德基础的内在分析。     

道德是什么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体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人的道德品质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社会规范并列的道德视角的规范。作为人类的理性,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的智慧。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     

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被追求,后来在分化的社会中获得各种表征,由此思想史中出现了对正义的各种呼唤：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综合的正义。在现代社会的正义舞台上,法律正义是前台的主角,道德正义是后台的导演。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被总括为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具体说来,道德正义为法律正义奠定基础,规定范围,和提供标准,而法律正义使道德正义获得部分的保障,得以具体的实施,和立足现实的土壤;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在历史的和理论的次序、逻辑外延、理论地位、实现方式等方面皆有差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逐渐弥合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的裂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但是法律的道德化应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泛滥,而道德的法律化应防杜不合时宜的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之泛起     

双向评价，平等中的和谐之美

视点与看法之一：平等与民主 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与理想追求。广义而言,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实现一种公平正义。     

正义:法理学永恒的主题

从法理学角度讲,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由此可见,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也是最高价值。法引导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促进法走向文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是为了维护公正和正义的事业,因此,法理学应把正义作为其永恒的主题：立法应充分体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司法应切实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兼论法学中"类型"的建构

“模式”的建构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韦伯正是以“理想类型”为切入点，展开对社会、经济、宗教等现象的具体分析。法学中“类型”的建构是一种“类”思维的方法论原则。“理想类型”对于解构法律现象具有方法论意义，它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有利于对法学分析单位以及法律价值取向的定位。     

论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条件

法治既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原则，也是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现代法治的形成，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还必须依托全体公民法治观念的确立和依法行事习惯的养成．我国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促使公民普遍守法，加快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     

论我国的军营法律文化及其构建

军营法律文化是军营这一相对封闭的“亚社会”在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法律所特有的思想观念、理想人格、情感倾向、行为趋势,即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它不仅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的文化结构,更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军营法律现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它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着冲突与互动,与军营法律传统呈现出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普及先进的军事法律理念、完善军事法律制度和规范、提升军事法律组织的效能,为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军营法律文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