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饰吏”为何独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阶层及其文化身份认同

元代以吏治国,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士由科举及第入仕为官的道路被阻断,纷纷加入由吏入仕的行列,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儒吏阶层,使得"以儒饰吏"在元代的文人叙述中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以儒饰吏"的广泛使用,是儒吏阶层文化身份认同的产物,也反映了元代独特政治环境下主流知识层对"儒"的社会功用和终极价值原则的深刻反思。     

中国习武者的儒道人格特征探析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对中国习武者人格中的儒、道特征进行阐述,认为中国习武者人格的形成是以儒家和道家两种文化为基础,其人格特征带着浓厚的儒、道文化属性.其中儒家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礼"、"义"、"智"、"勇"、"信"几个方面.而中国习武者的道家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对道的追求和隐逸两个方面.     

从“大地”重返“世界”的路上——《江雪》赏析

《江雪》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塑造了寒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高孤傲的情感思想,隐然见出他高怀绝世的人格风貌;表现了他以儒之浩然,纳佛之空灵,在空灵境界中,顿悟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豁然贯通于生命之中;体现了他从"大地"重返"世界"的努力。     

关于陶行知“真人”观本质特征的思考

陶行知在<伪君子篇>中将"伪君子"与"真人"对举,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又借用"真"和"真人"这一语词,表述生活教育之理想和理想人格,这里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真人"人格和儒家的"君子"人格.因此,从道儒二家理想人格入手,是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真人"观的文化支点和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陶行知先行后知,知行合一的哲学观,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社会理想.自主、自立、自动的"人中人"思想,都在不同的维度限定了生活教育"真人"人格的本质特征.生活教育之"真人"不是一只筐,不是什么"好人"都可以往里装,它虽有对传统的承继,更有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突破.     

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牧童形象自唐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定的文学意象和理想化身。唐代诗歌中生活化的牧童形象有时也成为诗人揭露社会现实的代言者;而诗人理想中的有短笛、老牛相伴的牧童意象,所描摹的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也逐渐成为唐代文人的梦想和理想人格的优雅化身。"牧童"意象是唐朝繁荣稳定的社会现实和农耕技术空前发展的表征,是唐代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社会思想观念的诗意投射,是佛教宣传教义的直接展示。     

由“腐儒”之自嘲解析杜甫文化精神

杜甫被誉为"诗圣",是因为他身上具备儒家"圣人"的道德品质。然而,他晚年自称"乾坤一腐儒",与"圣人"之称背道而驰,这是发人深省的。"腐儒"实是作者自嘲,与"诗圣"互为表里,充分展现了杜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具体体现在官场应对、生活苦难、理想追求三个方面。在污浊的官场现实中,他正直不苟,能为义舍身。他生不逢时,遭遇诸多不幸,又选择直接面对,表现得无比坚韧。他坚持奉行儒家文化理想,兼济天下,对社稷、普通百姓及自然万物,都做到了仁善宽厚。他习儒至深,写下了许多带"儒"字的诗。这些诗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抒发了一代文儒的复杂情感,预示着杜甫的悲剧命运,处处可与"腐儒"相映证。     

郭六和窦娥形象主体性差异的文化分析--《阅微草堂笔记》札记之二

郭六和窦娥都是美丽、善良、正直、坚毅的下层妇女形象。其主体性差异差异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实用性和超越性差别。主体性的自尊倾向与奴性倾向的差别,个性表现上的自由与异化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人格论和哲学上的绝对伦理主义都有二重性。     

"出师未捷身先死"--论诸葛亮悲剧成因

诸葛亮是集器量、将略、用人等方面的复合悲剧的历史形象.他的悲剧既是个性悲剧、人格悲剧,也是社会、时代悲剧和贤人政治悲剧.其"一生唯谨慎"、"事必躬亲"、"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些既是诸葛亮自我实现的成功因素,也是其在治蜀期间的个人悲剧以及由此长期演聚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间智慧文化人士的偶像与世俗人格化身的表现.这种大成悲剧形象,不仅有其贤人政治文化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也深具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和人格悲剧魅力.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     

李白“三教调和”文化思想之管窥——由李白号“青莲居士”谈起

本文以李白号“青莲居士”为楔子,通过“青莲”在儒、道、佛三教中的特殊寓意,阐释李白“三教调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展现李白多元文化思想中的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高贵情怀与文化人格。     

“史”的同源字及与“士”“师”关系之管窥

周代负责祭祀占卜的职官称谓中,只有"史"的称谓流传至今并具有实际职能。"史"是重要的事务官。史、事、吏同源,且事、使同源。史,记事者;吏,做事者;使,派去做事者,均与事情及职务有关。"史"与"士""师"关系密切,都曾具有贵族身份、行政职事的权力与文化教养。吏的职事功能、师的教育功能和士的贵族身份及文化功能在后来分化,与早期史官群体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源流关系。三者读音相近,在词义和文化内涵方面存在关联——古代贵族、拥有文化知识阶层、古代官名。     

警惕政治课堂上的“少正卯现象”

政治课堂,对于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政治教师,要自觉展现正直、理性、睿智的形象,警惕"少正卯现象",防止不当的言论和观点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与困惑,坚持正面、积极的导向,引导学生做积极的生活者。     

禅悦与审美：宋代文人的心灵安顿——以宋祁禅悦诗的考察为中心

宋仁宗朝诗人宋祁,在居士禅盛行的时代,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禅悦倾向.北宋政府对佛教限制性利用的政治态度是这种倾向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奉儒作吏的宋祁,受到时代风气的浸熏,其禅悦意识渗入到诗歌创作中来,表现出当时居士禅的文化意义：禅悦与审美——宋代文人的心灵安顿之途.     

宋玉之“尚雅”“隆雅”审美意识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的后学,以风流儒雅著称于世。宋玉人如其名,纯洁无瑕,温润雅致,有"玉"一般的品质。宋玉隆雅、贵雅,喜好山水,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极为称许宋玉的儒雅风流。在生活中,宋玉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于浊世以求禄食,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操守。宋玉在赋作中更是继承屈原的志尚,崇尚阳春白雪,追求雅致的审美理想,推崇"君子""不素餐"的审美诉求,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趣向。     

“宁”“荣”互补的文化生态及其异质──对《红楼梦》的一种符号读解尝试

以《红楼梦》写作构思的符号风格为依据,读解“宁”“荣”二府及“兼美”意象作为象征存在,包含了作者对传统中国道、儒互补的文化生态格局制造弱质存在的批判否定;贾宝玉的人生经历从逃避世俗开始,由自居弱势向遭劫吃苦嬗变,是对隐逸选择命运的形象说明;以还俗和证情引入作为异质文化因子的“情不清”,呼唤中国文化男性人格的回归。     

“崇儒重道”:试论儒治视阈下乾隆朝的文化政策

乾隆帝继承了先辈"崇儒重道"的文治理念和文化政策。乾隆朝以"崇儒重道"为文化政策的核心,开展了"尊礼先师"、崇尚儒学、"涵儒教化"、纂修儒典等一系列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儒治实践。乾隆朝"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实际践行的效果和影响在掩映之间被虚虚实实地呈现出来:一方面,在国家大典、文治规模上,"崇儒重道"可以说贯彻始终;但与此同时,绝多的以儒治国思想的精髓却没能真正融入到这个政权的骨髓当中,发挥它被预想的作用。     

论塑造大学生“四有”人格形象

大学生人格形象是指大学生个性、能力和性格的心理特征,是大学生做人资格和为人品格的综合反映,在今天,具体表现为大学生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个方面,简称为“四有”人格形象。它是大学生完善自身人格形象的具体构成,是大学生人格理想化的完美体现...     

“六耳猕猴”形象的三教阐释

本文以"真假美猴王"故事为切入点,表现《西游记》主题与"三教合一"思想表现上的特殊性、典型性,再对"六耳猕猴"与"孙悟空"两个形象及其联系进行溯源、考证、分析解读,最后从儒、释、道三教的核心观点出发,对"六耳猕猴"这一形象的象征性、隐喻性及其背后的隐在含义进行阐释。尝试解决"真假美猴王"这样的微小故事单元以及"六耳猕猴"这一情节性人物是如何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整部小说"三教合一"这一核心特点的问题。     

汉代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汉代有多种含义,以往学界多重视其"旧时属吏"的意义,而忽略其他含义。笔者利用文献和汉简材料,讨论了作为"前为官职者"的"故吏"在汉代的政治表现。认为他们虽已不是官吏,但凭借其行政技能,有时仍能参与行政事务。并指出这种"故吏"在汉代有相当多重新为吏的机会,已成为了一种任吏资格。     

论“三言”“二拍”中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以双性同体为视角

"三言""二拍"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在这五部作品中,两位作者塑造了风姿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最有特点的一类便是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本身承载着深刻的内涵,一方面表现出了明后期对女性的尊崇和女性意识的萌芽,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作者本人的性别观。虽然"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学界已是老生常谈,但尚未出现以"双性同体"为视角的研究论文。本文力图结合荣格"双性同体"理论,重新审视"三言""二拍"中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透视该类形象所体现的女性人格特征和男性人格特征,尝试为"三言""二拍"人物形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