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武汉文学运动述略

抗战初期,全国性文艺团体、机构陆续在武汉成立,武汉成为全国文学中心。誓死抗战的决心,对胜利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构成了抗战初期武汉文学的主流,小说、戏剧、诗歌、通讯、报告文学、特写等纷纷涌现,武汉抗战文学呈现多样性与时代性的新面貌。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学,反帝的主题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更多地是反对汉奸,反对卖国投降。抗战爆发后,战争缩短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缩小了作家与人民大众的间隔,密切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强化了文学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意识形态功能。抗战初期武汉文学产生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严峻时刻,文学要使普通民众和军队的兵士能看懂,必须尽量通俗化和大化。武汉抗战文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文学。     

革命神的受难：献祭图式与左翼戏剧的构建

左翼戏剧虽然带有严重的程式化痕迹,其二元对立模式也为人所诟病,但是从戏剧人类学的角度考量,左翼戏剧更像是一种民众祭祀形式：在左翼戏剧内部隐藏的献祭图式,一方面建构了左翼戏剧的本体,消解左翼戏剧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又迎合大众政治宗教化的心理,使得艺术成就不高的左翼戏剧能够从戏剧场域走向公众视域,成为大众狂欢行为。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理论批评--序熊光明《文学论集》

中年批评家熊光明文学研究的对象大多为诗歌,发表过<诗与民族形式简论>、<大众诗歌是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动力>等许多论文.他在这些文章中严肃地批评那些抛弃民族传统、照搬西方现代派的所谓"创作",认为那不过是"嚼洋人剩下的残渣","是可悲的‘创作'";同时大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认为"走民族化的道路,是"各国诗歌发展的基本规律",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把中国诗歌推向了耸入云霄的高峰",并且高呼:"大众诗歌不朽,大众诗人不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深刻认同并得以成功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大众普遍理解、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以传统文化内蕴的情感、信念与道德为纽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以民族化、本土化表达为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为依据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同。     

抗战语境与翻译的大众化倾向

抗战期间的翻译,是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它迎合了战时的文艺政策,服务于社会语境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政治上的唤醒、动员民众与文学的表现之间形成了平行对应的关系。翻译的大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多集中在报告文学、戏剧和小说;翻译策略由"欧化"转向"中国化";编译、节译流行。这充分证明:由于主体文化的规范和环境对翻译的制约,翻译大众化只不过是译者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是抗战语境下文化调适的必然归宿。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分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时期和富有成效时期。切实的惠民政策使民众在情感上接受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心理条件。延安时期灵活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显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整体上有所提高,边区民众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大大增强;边区社会安定团结又生机勃勃。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已经成为全国的模范区和中国的希望所在。     

漫谈老舍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

老舍的创作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色。老舍的创作非常注意适应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和欣赏习惯,注意故事的曲折生动完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塑造的性格各异的中国市民社会中的人物形象;老舍一生坚持使用充满生活气息的人民大众的通俗生动的口语进行创作,使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的情愫和民族特色;致力于通俗的大众文艺创作,力图抹去大众文艺与非大众文艺的界限,使所有的文艺都成为大众的,是老舍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另一个突出的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与山西抗战文学及赵树理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经由山西抗战文学的丰富发展和赵树理大众化、民族化方向的大力提倡 ,变得更加灿烂辉煌     

中国现代文学与山西抗战文学及赵树理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经由山西抗战文学的丰富发展和赵树理大众化、民族化方向的大力提倡，变得更加灿烂辉煌。     

彭桂萼的抗战诗歌研究

彭桂萼的抗战诗歌紧扣时代脉搏,感情真挚，语言流畅，雄浑豪放。民族解放意识是彭桂萼诗歌的思想特质与审美意识的灵魂；地方特色与边疆民众的觉醒是彭桂萼诗歌的价值取向原则；服务抗战的诗歌大众化探索则有力推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炽热的爱国情感使彭桂萼的抗战诗歌保持了澎湃的热情与飞翔的想象力,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与独具魅力的地方色彩。     

论抗战时期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以李健吾对莎士比亚两部悲剧的改编为例

戏剧在抗战宣传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的戏剧工作者纷纷以笔为枪,创作或改编出了大量鼓舞民族士气的戏剧作品。著名剧作家李健吾亦于此时适时地将英国的经典莎剧《麦克白》与《奥赛罗》改编为中国的抗战讽喻剧《王德明》和《阿史那》。李健吾在改编的时候虽承袭了原剧的大体脉络,却在时代背景、人物性格以及诸多细节方面做了深入的中国化改编,以使其更为符合抗战时期的文化语境,达到易于接受、动员抗战的效果。     

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来源

从德江土家族傩堂戏的起源、在德江广泛流传的原因、傩堂戏的传说故事、土家族人“还愿的心理活动、傩堂戏的演出剧目等方面,探索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产生的根源,分析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在德江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历史文化原因,指出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精神价值,梳理出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四个来源,即：土家族人对生活的祈求和期盼、土家族傩堂戏的传说故事、土家族人“还愿的心理活动、土家族傩堂戏的演出剧目。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解决财政问题的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策略,保障了战时最基本的军需与民生,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定执行者，是全面持久抗战路线的制定者与彻底贯彻者，是人民大众利益的积极争取者和忠实维护者：这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筑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柱石、前提和力量源泉。它们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同时，也是中国其他任何政党和组织没有做好、或者是想到而没有做到、甚至是不愿做到的。     

对抗战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赈济救灾工作的评述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各级政府对鄂西后方的灾民和战争难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济工作。这些救济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但对减轻灾民的痛苦，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增强抗战力量，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业

抗战时期,农业是晋绥边区经济的主体,日寇侵略严重破坏了边区农业发展。边区政府和农民多措并举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军需民食,为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世上千般万种情,最喜采茶敬亲人”——论钦州市采茶戏名家刘北尤及其创作

刘北尤对钦州市采茶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作和移植了近40个采茶戏,改变了钦州采茶戏没有完整剧本,演出时完全由演员自由发挥的历史。这些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采茶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关注民生,寓教于乐;在情节安排上善于运用巧合和误会,戏剧性强;在音乐曲调的选择上,以南音为主,唱词通俗诙谐,乡土气息浓厚。     

试论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而引起的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的局面，放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提出了“减租减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适合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引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为改善民生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功运用

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使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分运用.本文首先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在理论上的贡献,说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而是人的因素.其次,重点从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建立野战军、地方军、民兵组织协同作战的"三结合"体制,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四个方面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功运用.     

中国抗日与二战的开始

20世纪的世界具有整体的特征,在这个时代,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地方性”事件,往往有世界性的意义。法西斯主义从兴起到灭亡都对世界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对法西斯的抵抗都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双重性质。作为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