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的词义演变探析

古代汉语中的"寻常"分别是类义并列复音词和同义并列复音词,两者是同形词。类义并列复音词"寻常"的初始义是"短或小(的事物)",同时产生相反义位"长或多(的事物)"。这两个义位均于明代消亡。南北朝时期,"寻"和"常"同义联合构成同义并列复音词"寻常",初始义是"经常、平时",随后因果引申产生"平常、普通"义。"平常、普通"义最终发展为今天"寻常"一词的唯一义位。     

古代汉语词义引申四个类别的过程与模式分析

一群分化词的义位网络由众多环节构成,各环节的义位间具有紧密的关系,这是义位引申活动形成的结果。一个直接环节上两个义位的引申活动,要经过产生词符分化使用的需要,建立概念间的联系,进行语用活动,实现引申四个环节,方可完成。义位引申的直接环节是义位引申活动的基本单位,亦是义位引申活动考察的基本单位。概念间的联系活动乃人类逻辑认识活动之一种,受逻辑认知范畴与认知链的制约,可以根据概念联系过程中认知范畴与认知链的差别,归纳出概念联系的不同认知模式。义位引申模式的表示可采用义位范畴中间加概念联系认知模式的方式,这种模式可体现出两个义位如何经过四个环节而实现引申的过程。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本文对古代汉语单音分化词(传统上的多义词,不包括同源词)的义位引申,以义位引申模式的差异为依据分为四个类别,进行义位引申活动具体环节的分析与模式本身的说明。     

古代汉语词义引申四个类别的过程与模式分析

义位引申原理的阐述与引申类别的琼合解释是互为作用的两个方面。正如数学定理的演绎与数学问题的解析。义位引申理论包括引申过程,引申作用、模式归纳等等课题,并且牵涉到修辞、词符、词义、认知等学科。本文仅就古代汉语单音分化词(传统上的多义词范围内的)义位引申的四种类别,进行义位引申环节与模式的分析。     

语用义位非常规变体的表现

义位从静态进入到言语动态中,形成语用义位,其变化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用",一种是"变"。"用"是指静态义位进入言语中通过使用得到正常的实现,"变"是指静态义位进入言语之后由语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变异。这种"变"也就是义位从一个概念运动到新的概念,并以新的概念为基础形成新义,负载功能,实现交际,本文称之为语用义位的非常规变体,其内涵和外延与原义位(义位本体)不同。从义位本体到义位变体的转化有三种情况:义位本体的整体变异、义位本体的某个义素变异和义位本体整体成为变体里的义素。     

也说“河海不择细流”之“择”

"河海不择细流"中的"择"当释为舍弃义。清代学者及裘锡圭先生均认为"择"的舍弃义假借自"释"。通过分析"择"的词义特征和它在古注中的语音情况,考察"择"用作"舍弃"义的文献用例,以及与"择"的词义发展相平行的例证,可以肯定"舍弃"义由"选择"义引申而来,二者之间有意义上的关联,不必假借。     

“跑”的奔跑义来源考

汉语表奔跑义的常用词"跑",其音义来源不明,这里试加探讨。从汉语历史词汇角度看,"跑"来自"?""赴",有多种异写;"赴"有多个义位,在句子的组合关系中,其中一个义位发展为"跑",用义素分析法能表述得更清楚,并分析了语音的可能性。"跑"表示奔跑义元代开始有较多的可靠用例,唐代的语例不可信。     

释“孝”

"孝"字最早见于金文,西周语料中,"孝"的对象全为死去的先祖考妣,结合"孝"的字形,可以得出"孝"的本义是专门针对先祖考妣的祭祀,其行为主体是宗子,行为对象是先祖考妣。当这种行为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改变时,"孝"就由"祭祀"引申出"善事父母"义,成为"孝"的核心义项,并进一步引申出其他义项。"善事父母"这一行为的中心义素由"行为"变成"人"的时候,"孝"就由"善事父母"引申出"孝顺的人"。当"善事父母"中的限定义素减少,只保留了一个义素"善","善事父母"引申出"一切善德的通称"。"善事父母"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物质上对父母进行赡养,因此,"善事父母"又引申出"畜养保育"义。"善事父母"的主要内涵是关于子女怎样对待健在的父母的,当父母去世后,这一行为就延续为子女如何对待过世的父母,"善事父母"又转移为"和丧事有关的一切活动"。     

“形容”一词的词义演变探析

战国时期,"形""容"同义联合成名词,初始义为事物的形态、形状;在战国后期,"形容"由此引申为"容貌、模样"义,并成为该词核心义位,沿用至民国;同一时期内,"形容"还存在另一义位———"盛德的体现",但该义位在元代基本消失;中唐开始,"形容"产生另一引申义,指"对事情的形象或性质加以描述",此义位沿用至今。本文通过遍查各时期文献,以探寻"形容"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     

析"周旋"的词义引申

本文从“周旋”一词的各个义项(义位)出发,用义素分析法找出其遗传义素,并由此找出该词词义引申的线索和理据,理清词义发展脉络,揭示该词义引申规律。     

“红”的义位结构分析

文章鉴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红"的义项划分和释义的不足之处,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出发,对"红"的义位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补充描写和分析。主要内容:1.重新梳理了微观义位结构,包括修改一个释义和增加两个义位;2.重点补充说明了各义位的陪义;3.以语法功能为纲,对可独立成词的"红"的搭配情况进行了分析。     

"打算"的词化和语法化

"打算"来源于宋代的"打X"结构,为表"结算"义的财务用语.南宋中后期引申出"计数、点数目"的意思.元代完成词化过程后,"打算"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引申发展:一是单纯的词义引申过程,在明代产生的"打算1"表"考虑"义,是一般心理动词;一是词的语法化过程,因为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在晚清产生的"打算2"表"计划"义,为表意愿的情态动词.     

汉语义位“宽”“窄”历史演变比较研究

依照词汇语义学理论,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汉语义位"宽""窄"在各历史阶段词位的使用、更替情况,并对义位"宽""窄"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比较。义位"宽"的语料规模远大于义位"窄",义位"窄"的演变过程更为稳定。义位"宽"的发展始于下位义场[-横向/两边]义场,下位义场[+横向/两边]表现出对[-横向/两边]义场的依附性,主导词位经历了"广→阔→广/宽"的更替。义位"窄"的发展始于下位义场[+横向/两边],下位义场未体现出依附性,主导词位相对稳定,经历了"狭→狭/窄"更替。义位"宽""窄"的演变并未同步、同模式进行。     

“可”字“痊愈”“程度减轻”义探析

"可"字"痊愈""程度减轻"义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用例较少,多保存在方言中,这导致部分工具书对其释义出现偏误。通过梳理"可"字这两个义项的使用情况,追溯其来源,认为"可"字"痊愈"义动词本是从"符合、适合"义动词引申而来,并从"痊愈"义动词引申出"病症程度减轻"义动词,进而通过语法化产生"程度减轻"义副词,这一过程与隐喻、转喻的认知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古“舍弃”类动词的历时演变

通过对上古13部文献的考察,本文确定上古汉语中表"舍弃"义的词主要有5个:"弃""舍""释""捐""委"。考察发现,"弃""舍"的使用频率一直较高,"释""捐"次之,"委"的用例很少。本文将对这5个动词进行分析探讨。     

试析“困”

"困"的本义是"门槛",在使用中,"门槛"义逐渐消失,引申出"病困、穷困、阻碍、围困、困难、穷尽、窘迫、物资贫乏、疲惫、疲惫想睡、睡"等义。其中"睡"义多在方言区使用,由"疲惫"义引申而来,其产生不晚于唐代。     

对词义引申的义素分析

按现代语义学观点,词义应以相当于义项的义位为单位。对义位构成的分析,即义素分析。义素是从分解义位而得出的构成义位的基本语义要素。一个义位至少能分解为两个义素。一个义位无论有多少义素,均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概念中的某种概念相应的表现同场词词义共性的共性义素,一是与属概念相应的表现同场词词义属差的区别义素。一个义位只有一个共性义素,同时至少有一个区别义素。①例如:骊是纯黑色的马,骝是黑鬃黑尾的红马。二者的共性义素都只是马,而区别义素的内容和数量则不相同。     

“帝主”释诂

"帝主"与"帝王"同义,由"帝王"语素替换而来,是古汉语"君主"语义场中同义成员替换的结果。在古文献中,"帝主"用例较多。但从历代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帝王"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帝主",义位广狭的不同是语素的重要选择机制:"王"本义为"君主",义位较少;"主"引申义为"君主",义位较广。义位的多少与词义的明确性成反比,促使"王"最终战胜"主"。其次,封建帝王的威严也不允许"帝王"这一名号被随意更改。     

“生命”隐喻的义位分析

隐喻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人们用以表达隐喻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隐喻本质的语言修辞方式。而义位,作为一种语义学的基本单位,为隐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本文以有关"生命"的隐喻为例,探析义位分析在隐喻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蒿(薅)恼"考源

元明清白话作品中常见"蒿恼"或"薅恼"一词,"蒿(薅)恼"义为"搅扰,打扰",从《说文解字》及"蒿""薅"的形义关系分析,"蒿""薅"不可能从本身的意义引申出"搅扰,打扰",从而断定,"蒿(薅)"作"搅扰,打扰"义是假借用法;同时,从《广韵》出发,结合古书用例,证明"蒿(薅)"的本字应是"挠"。     

《庄子·寓言》"巵"及"巵言"考

"巵言"既是《庄子》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庄子》言说方式的重要表现手法。在《庄子·寓言》中,"巵言"之义多由"巵"之义引申而来。历代关于"巵言"义的解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因"巵"声求"巵言"义;由"巵"义得"巵言"义。其中有确切结论,也有附会之说。经考释可知:"巵言"义应由"巵"的"圆(酒)器"及"欹器"之义综合引申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