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遇合

“对话”是阐释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特征。“对话诗学”的属性规定，比较诗学研究者必须坚持平等意识，克服诗学（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承认“偏见”与“误读”的合法性，并在“对话”过程中对术语和概念等进行限定性“改造”。“平等对话”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进行“诗学对话”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必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看视，“崇洋媚外”和“自我中心”都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建立合适的对话原则，这样的规则应该对被比较的不同诗学都是有效的，使对话双方或多方的“本来面目”能够自由的呈现，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异质”诗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全面阐发其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

章首先从不同诗学之同异关系及其表现形态入手对中西比较诗学的逻辑依据做出了阐析，接着对中西比较诗学在“求同”与“辨异”上的价值体现进行了具体论述。章指出，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就是以对话诗学的建构为指归，而在对话诗学的建构中，理应注意在中西诗学比较领域广泛存在的诸种问题；章尝试性地探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共同诗学”与“复合诗学”——对比较诗学终极目标的一点思考

许多研究者将“共同诗学”视为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从诗学的差异性存在、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比较研究中“和而不同”原则的本源涵义来看,“复合诗学”的建构比“共同诗学”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诗学正义——中西诗学命名问题思考

就当下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命名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总体性回顾，并对争论双方的观点进行分析，对既往中西“诗学”概念的形成重新进行了梳理，并在最为宽泛的层面上对“诗学”概念进行定义，以期在此基础上寻求中西诗学的相互融通。     

"声情":汉语诗学基本范畴的新发现及理论启示

“声情”是汉语诗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理论范畴，在汉语古典诗学的理论体系中，“声情”堪与另一重要基本范畴“意象”相提并论。“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现代性，它是我们分析汉语白话新诗及其理论不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国际性，它是我们分析、综融、整合西方现代诗学形式理论与意义理论的重要基点。“声情”论是汉语古代诗论研究新的增长点，是汉语诗学思想现代生成的又一重要原点。     

比较诗学的诠释态度:互文关系与交集理论

比较视域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学理上说明比较诗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主体定位，就是为了把比较诗学研究主体的诠释眼光——比较视域突显出来，以区分于国别文论研究。比较视域作为一种诠释的态度在价值的判断中所遭遇的客体，就是把东西方诗学的互文性置放在凡毕尔所言说的东方文学理论组与西方文学理论组在“T”的场域所形成的“交集”中。无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东西方文论的互文与交集中整合共通性理论的诠释态度，而正是这种诠释态度把比较诗学与国别文论在研究的眼光上界分开来。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观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气"的诗学阐释--中国诗学研究的视角转换及思考

“气”作为中国诗学的基本范畴，从客体方面，启示着一种生命生成的宇宙精神；从主体方面，表现为充满生命动感的人格基质。而它最终的诗学意义，在于超越主客对立，以整体的人格结构，化合宇宙生命，昭示中国诗学的整体精神。因此，我们应从以往的“表现”理论，转换一种新的视角看中国诗学：即整体显现。     

"共同诗学"与"复合诗学"——对比较诗学终极目标的一点思考

许多研究者将"共同诗学"视为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从诗学的差异性存在、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比较研究中"和而不同"原则的本源涵义来看,"复合诗学"的建构比"共同诗学"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比较诗学的学理合法性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学科,其产生并被社会文化共同体认可,是有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比较诗学作为一种学科,是有其理论产生和实际运用的需求的,它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文化多元共生的理论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也是21世纪文艺理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一种选择.     

论中西比较诗学形成的必然性

中国比较文学是以中西比较诗学为发端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中西比较诗学既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比较自觉意识增强的自然选择,更是中国传统诗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回顾这一历程,有利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和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与发展。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比较诗学与哲学诠释学乃是基于相同的哲学思潮,它们都是对盛行于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在中国诠释学的创建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以其作为学术参照,另一方面要从中国诠释传统的实际出发,对于在中国诠释历史中所形成的章句之学、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等学科有充分的认识和使用,从而创建出立足于中国诠释传统的诠释学理论。这样一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对于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要求的独特研究方法有可能就体现在创建中国诠释学的过程中,创建中国诠释学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比较诗学发展中可以参照的一个成功范例。从另一方面看,比较诗学也为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提供了比较的视域,而中国诠释学的创建对比较诗学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学科基础和理论自觉。     

比较诗学崛起的人文意义

本论文由四部分组成。论文首先论述了比较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及认识论基础。其次论述了在今天世界背景下比较诗学的人文意义：它倡导文化的多元化,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利用等。复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比较诗学及比较学者的全使命,比较诗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它积极倡导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极力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自我封闭状态,抵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歧视,同时也反对文化的保守主义等。最后,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而不同”的原则,论述了比较诗学对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所持的态度。     

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的平等眼光撰写了大量成熟的比较诗学论文,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微观而深入的比较,分析论述精细严密,并且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对我国新诗建设有着独到的理论建树,特色鲜明。梁宗岱对中西比较诗学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前学科时期具有相当的地位,对中西比较诗学建设作出了努力。     

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困境及其出路

当下比较诗学在方法论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寻求世界诗学的共同规律为标识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以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普遍主义思维。比较诗学应通过采用现象学还原和谱系学的双重眼光，才能突破其方法论上酌困境，进而寻求到新生的希望。     

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

梁宗岱对于中国现代汉诗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汉诗创作与理论探索，以及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大力介绍。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对纯诗理论的引进和阐发、诗人比较和对于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研究，都带有积极的比较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的走向

本文试图以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视域,分别从“进”、“出”、“进”三种形态,考察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状况,反思这一接受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探讨中国诗学未来发展所要面对两大问题,从而寻求中国诗学发展的新契机。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文化忧虑

叶维廉先生的比较诗学理论博大,学界对其研究已经很多,但关于他的文化生态忧虑尚需更多探讨。本文试图谈谈在阅读理论文本基础上的一种理解:叶先生在其比较诗学理论中一直贯穿着学者的忧虑,也一直试图在自己的诗学研究中寻找解决这种危机的途径。这种努力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积极而辩证的态度上;表现在对文化根源和现实审视中的文化生态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