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文书店

马来西亚华文书店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有四大书局:上海书局(现称中图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他们不仅零售港台出版的华文书籍,也是马来西亚的进口图书分销商,同时也出版华文教材给华校子弟使用.     

陆高谊与民国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是民国著名的大书局,常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称.陆高谊在1934 ～1945年间担任总经理,同时参与经营和编辑业务,是书局的全面主持者.陆高谊在世界书局的经历,可以划分为初、中、后三个主要阶段.对比书局开创者沈知方,陆高谊继承并开拓了书局的业务,维持了书局的书业地位,大大改善了书局和同业的关系,通过改良出书风格、参与慈善等活动改善了书局的社会形象.陆高谊在选题上“切合实用”,在经营上灵活、和气、善于周全,同时关注并积极参与教育实践.然而世界书局最终被李石曾代表的“官僚资本”掌控,并在建国后落到被清理后解散的结局,陆高谊也负有根源和策略上的责任.     

北京京华印书局

京师京华印书局前身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强学会书局改组而来的官营印刷机构,于1884年组建,1905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改名为京华印书局.据史料记载,当时改名时,商务印书馆将官书局的机器和印刷设备全部作价,连出版而未出售的木版印刷书籍和木版以及书局对外承印的印刷业务也全部接下来,对外的名称,既不能沿用"官书局",也不好用"商务",于是双方协议,起了京华印书局这个名字.     

闲侃“第三极”

据<中国图书商报>报道,在与中关村图书大厦长达三年的价格折扣战后,第三极书局销售损失4600万元,为此书局拖欠了3年的物业租金,不得不选择撤出中关村.看完报道后,我第-佩服第三极书局股东、董事和高管们的勇气,敢与国有书店在图书零售业光明正大地竞争;第二惋惜北京又失去了这么好的一家可以给读者带来很高附加值的书店;第三愤怒出版业发展的缓慢和对民营书业的不公.     

晚清出版史不应被忽视的一隅--《晚清官书局述论稿》评析

晚清官书局的出现在近代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在近代出版史中往往是易被忽略的一隅。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一书是目前唯一一部详细解读晚清官书局的专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透视晚清官书局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在晚清文化典籍保存与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竞争,创新,旧上海书业的生命线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经济活跃、文人荟萃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心.尤其是民国成立以后,上海的民营书业发展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除老牌的商务印书馆外,大的书局还有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16年成立的大东书局,1921年成立的世界书局和1926年成立的开明书店.中小型出版机构更是不胜枚举.这批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出版商投资创办的出版机构,虽然从事的是一项文化事业,但他们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希冀通过出版图书来获得利润,取得投资的成     

新旧之际的湖北官书局刻书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官书局系统出现于同治中兴的"右文政策"格局中.身为中国近代传统刻书体系中的一抹余晖,官书局沾染的官方意识形态于其编印、发行活动中呈现充分,并据此跨越了清季末期至民国初期两段时间.辛亥鼎革后,它们未必不曾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过认知重组,试图进行过版角色的转变,参与民国出版产业的竞争纠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以湖北官书局为例,从具体细节对晚清官书局整体系统进行分析解读.     

中国近代珂罗版印刷业之兴衰——以上海有正书局为中心

珂罗版印刷技术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于1875年引入,由于该技术影印作品惟妙惟肖,较诸石印、铜版印刷等有独到之处,因此在近代广泛被应用于书画碑帖影印领域.有正书局即是近代应用该印刷技术的代表机构之一.本文以上海有正书局之发展为中心,探讨中国近代珂罗版印刷业之兴衰,借以为近代书画出版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     

淮南书局刻书考述

淮南书局始建于同治八年,是晚清较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由两淮盐运使署管理,地位特殊。刻书60余种,以经部、史部为主,以扬州地方文献、扬州学者著述等为特色。曾国藩、方濬颐、洪汝奎、何绍基、莫友芝、莫绳孙等人对书局的建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淮南书局可称清代扬州雕版刻书的最后辉煌,所刻书质量在晚清各局中应属上乘。本文首次全面探讨淮南书局创设的时代背景及其刻书活动与成就。     

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书刊出版经验探微--北新书局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20世纪20年代,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在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中具有代表性。不同于其他出版机构在当时出版重镇上海的兴办与集结,北新书局的书刊出版却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和空间转换,从而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出版格局。作为一家中小型书局,北新书局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生态中积累的书刊出版方向调整的与时俱进性、作者与编辑团队建设的品牌化、出版格局的多元化与编辑理念的独创性等独特发展经验,奠定了其在中小出版机构中的引领地位,对当代出版机构的发展探索也不乏启迪。     

清末《近思录》官书局本比较研究

张伯行注解、续编的<近思录>读本为世人所重,大兴闽学的正谊书局重刊之;江永<近思录集注>在清代后期颇具影响,金陵、浙江、江苏、湖北、江西、淳文、广雅等官书局刊梓传播,裨益于世道人心;云南书局重刻<五子近思录发明>.同光年间形成了官书局传刻<近思录>整理本的良好局面,促进了此书的推广普及,形成了<近思录>传播的小高潮,也为国势衰微中的清末文化平添了几分亮色.     

贵州官书局述略

清末同治光绪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创办官书局的浪潮。贵州官书局虽然创办较晚,但得益于时任贵州学政的晚清著名维新思想家与教育家严修创办和积极经营,对贵州的文化发展和近代化思想启蒙都作出了较大贡献。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贵州官书局的历史沿革、特点特色和地位作用。     

张静庐的书刊广告艺术

张静庐(1898-1969),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他从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开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及新闻工作.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官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官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局本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本刊讯(记者韩阳)近日,时代出版所属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以下简称"时代书局")在京隆重召开"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首发式暨生态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时代书局总经理周殿富致辞,时代出版副总经理、时代书局副董事长韩进致辞并主持会议,时代书局领导班子、部分骨干编辑参加会议。"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由时代书局策划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于2012年6月份全部推出,重点遴选约翰·巴勒斯、玛丽·奥斯汀、约翰·缪尔等三位世界生态文学名家     

从偏爱到疏离——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透视

北新书局是民国时期一家规模并不大的出版机构,但因其特点鲜明而在出版界地位突出.本文详叙了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并分析了疏离的原因.     

关于《开明英文读本》的一则往事

阅读《教科书的滥筋、发展与竞争》一文,看到:“书店之间教科书竞争激烈的程度,有时甚至闹得宣诸报章,对簿公堂。例如开明书店林语堂编著的《开明英文读本》一纸风行,世界书局推出《标准英语读本》,而其中材料,颇有与开明雷同之处。开明书店因此在报上指责世界书局,世界书局认为是中伤它,就向法院起诉,控告开明书店损害名誉,闹得满城风雨。但两家书店因此增添了知名度。法院判世界书局胜诉,但社会上多同情开明,可算是两胜俱利。”社会上人们知道这场官司世界书局胜诉的多,知道世界书局从此以后就不再发行《标准英语读本》的人却很少。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及商业运作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两大出版机构.其通俗文学出版尤为突出,主要出版通俗文学期刊和通俗小说单行本.出于盈利目的,两大书局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通俗文学期刊和作品进行积极的商业运作,无论推广策略还是推介媒体,都异常关注读者的阅读效果,成熟而实用.通俗文学是两大书局出版中的同一性所在,但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俗文学出版系列.这些积极的运作行为,不仅影响到现代通俗文学的文体特征和文本内容,使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并且促成了近现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全面繁荣.     

乐善堂书局和岸田吟香

上海墨海书馆开业以来,三十年间,外国教会、官办、中外商人争先恐后在上海办印刷厂、书店、出版社。有十多家。外国教会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官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商办: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局、图书集成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中西书局、鸿文书局、千顷堂书局等。     

晚清地方书局经费来源考

正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各地设立书局,刊刻传统经典著作,试图传播正统的价值观念,重建清廷的统治权威。咸丰九年(1859年),胡林翼在湖北设立书局,刊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等书,开晚清地方书局之先河。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马新贻、左宗棠等地方大员在各地纷纷设立书局,如金陵书局、广雅书局、江西书局、浙江书局、正谊书局等,刊刻因战乱焚毁的经典书籍。这是他们为恢复地方名教、复兴地方文化事业的自觉行为,由此传统文化再次勃兴。然而,书局的运行、书籍的刊刻,均需要大量的费用,书局的经费成为地方官员关注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