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土司研究综述

土司是一种官职,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册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管理,以达到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学术界对云南的土司研究已取得较大成就,一大批学术论文和专著的问世,为历史时期云南土司的设立、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朝对阿坝州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领土内的某些地区,采取一些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措施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本文从明朝在阿坝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及其内容人手,以点代面,再现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土司制度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但是也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其终结。     

略论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贵州惠水八番土司的来源及发展

八番土司地区,地处西南部边陲贵州惠水县一带,地理位置偏远,不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世居地区,中原文化的渗透不够深入。有关于这一地区的研究资料很少,只零星散见于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正史、文献、地方志以及一些在黔地为官者之作中。其研究成果甚少,不为大众所了解。因此,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惠水八番土司的来源和发展做一个较为系统的阐述,以解决国内对贵州土司研究现状的缺乏性和不平衡性。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

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民族文化政策,是土司对土民的一种文化管理措施。与前朝相比,明清时期的土司音乐制度较为完善,它包括了土家族土司巫术与占卜音乐、土司部族战争音乐、土司消灾禳解音乐,同时还包括土司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时的祭祀音乐,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民俗、军事仪式音乐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土家族土司统治时期所反映土家族人生活的民俗音乐、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祭祀音乐等,都突出体现了土司音乐受到政治的影响、宗教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教育的类型、特点及影响

土司制度是在“天下一统”、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土司”一词最早见于宋代。但是,土司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辖治少数民族地区所采用的“以土治土”的世袭土著长官之称,则出现于元代。当时,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加强管理,在今天的土家族聚居地区实行一种异于宋代羁縻制度的新政治制度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述论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既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向土司地区传播的重要媒介。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对中央王朝朝贡不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司朝贡制度。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不仅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

元明清时期,朝廷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极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土司制度有了交流、融合.以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发展过程中的外在条件及内在机制进行研究,表明两者互动发展是土司体育新文化萌芽、形成、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     

试论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襲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捌度。元、明、清封建王朝,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甘肃、青海等省,设有八百多名土司。土司是世襲其官,世领其地,世长其民。这种“以土官治     

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并将川陕苏区扩大到茂县、汶川、松潘、理县及大小金川流域,红军在所占领地区瓦解土司政权,解放"娃子",夺取土司控制的粮食,分掉大土司的土地房屋,赢得了各族民众支持,但却遭到了川西北土司土官一致强烈的对抗。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转战并进入康北地区以后,将打击土司的政策调整为联合或者中立土司的政策,以致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情况。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根本原因则是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当然,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以及康北的客观形势使红四方面军不可能与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的社会控制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对统治阶层内部、土民、外来人口、相邻土司及非土司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土司的社会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从女性土司的设置及承袭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胜、奢香、秦良玉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为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明代云南武定土官商胜、贵州水西宣慰奢香、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入手,可以看到中央对女性土司设置、承袭及管理情况,亦可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土司的地位、贡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     

打喇土司考略

打喇土司在明清时期是今四川理县羌族地区的重要土司。本文将重点考证打喇土司的起源、变迁历程以及改土归流等诸多历史事实,向世人展示打喇土司的基本面貌。并以此为典型反映土司制度在羌族地区的施行状况。     

制度变革、政策杠杆与社会进步院容美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18世纪,土司制度已经成为皇权向基层延伸,特别是土司管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土司经常出境劫掠也不同程度地危及到周边地区的社会安定。因此,中央王朝废除土司制度,委派流官治理原土司管辖地区,使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制度变革成为容美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     

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

明代乌蒙山区土司均为彝族土司,其地有一套最完备的土司制度,可视为明廷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此为重点,探析了明代彝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司授职与承袭制度、朝贡与纳赋制度、升降与赏罚制度、土兵征调制度、土流并治和土司教化制度。     

清朝国家权力在西双版纳彝族地区的延伸——以倚邦土司为例

清代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王朝的控制。但在澜沧江以外的地区,包括今西双版纳地区,却仍然以土司制对其进行管理。在今象明乡,西双版纳唯一的彝族乡,清代设置了倚邦土司,通过土司管理彝族等边疆各民族,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的延伸。     

清代木坪土司所管地区的藏语方言

本文以丁种本《西番译语》之一《木坪译语》中的藏语形式为分析对象,试论清代木坪土司所管地区内通用的藏族语言之特征及其方言系属。木坪土司是历史上嘉绒地区的一部分,现已汉化,藏族语言方面只四土嘉绒语少量分布。但是与此相反,《木坪译语》中的藏语有跟当代的丹巴藏语二十四村话语言类型上密切关系,清代在木坪土司地区通用的语言就是康巴藏语二十四村话的一种。     

民国时期的瓦寺土司

中国土司制度,是指封建中央政府任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首领进行间接统治的制度。土司制度既是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又是纳入政府管制体系的一项制度。就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及衰落来看,大致分为:滥觞于秦汉,萌芽于三国,肇始于魏晋南北朝,雏形于唐宋,定形于元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残存于民国。民国年间,汶川地区的土司制度依然存在,并且土司和土官在藏羌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土家族与中央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离不开土司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容美土司为例,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机会以特产投上所好,利用军功表达忠心并体现重要性,利用金钱开道和以文学交友,成功结交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本民族的大发展.一旦土司丧失与皇帝、高级官员的私人情谊这种纽带关系,生存环境势必恶化,危及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