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与明神宗的教育

《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     

像《西游记》一样奋斗

曾经觉得<西游记>在四大名著中有点名不副实.<三国演义>有恢宏的历史,<水浒传>有热血的江湖,<红楼梦>有复杂的人性和与人性一样复杂的写作手段,而<西游记>就是很多个情节相似的故事连缀而已,不好看.后来才慢慢明白,<西游记>不仅仅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读出它的象征意义,它就会像桃花源的洞口一样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崭新的天地.     

《圣经》中的生态观

许多西方生态学家将当今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归结为<圣经>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然而,经过对<圣经>故事中所隐含的生态理念的全面分析,发现<圣经>中的上帝实际上是自然规律的拟人化形象,自然规律在<圣经>中就是上帝的诫命和意志;<圣经>中的生态观不但不是当今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非常符合现代生态保护理念.     

论聊斋故事的"真实性"

<聊斋志异>所载故事,以第一卷为例,其真实性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基本可信,例如<咬鬼>、<画壁>等篇;第二种是有部分可信性,例如<耳中人>、<捉狐>等篇;第三种是基本不可信或真实性尚不可考.聊斋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已提到学术研究日程上来.     

先秦子书与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作为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引起战国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刻思考,其故事不仅见录于先秦史籍,而且也见载于诸子著作.与史家记载不同的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给伍子胥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这不仅丰富了伍子胥故事,而且也使这一历史故事的小说意味愈加浓厚;<荀子>、<庄子>等对于伍子胥形象虽然大多只是简短的点评,并不讲述故事,但都对伍子胥的品格给予了道德评判,形成了伍子胥忠贤、强谏的人物形象.这些引迷和评价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在思想内容上促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内在灵魂;在表现形式上,推动了伍子胥故事的小说化和文学传播,显示出子书向小说转变的趋向;在文体上,则体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譬喻故事加议论的叙述模式.     

论《故事新编》的表现主义特征

<故事新编>是鲁迅受到表现主义深刻影响之下的产物.对待历史的高度主观化和广泛运用表现主义的叙事技巧,使<故事新编>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表现意味,也寄寓着鲁迅针砭时弊,坚持文明批判的现实立场.<故事新编>鲜明的表现主义风格倾向,成了鲁迅后期小说的独特徽记.     

语文组文教学的尝试与感悟

苏教版四年级语文教材中有一组都是写动物的课文--<鸟语>、<天鹅的故事>、<生命的壮歌>.<鸟语>一文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作者对大自然中各种鸟儿的喜爱之情;<天鹅的故事>中天鹅们的行为改变了一个狩猎者的生活方式;<生命的壮歌>中的老羚羊,为了成全种族而牺牲自己,它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枕中记》故事原型

<枕中记>故事原型出自<搜神记>与<列子>,其最早的源头则可以追溯至印度佛经故事.西班牙名著<卢卡诺尔伯爵>中的<事例11>故事情节与<枕中记>极为相似,有可靠证据表明它的底本采自古代阿拉伯著作.故<枕中记>与<卢卡诺尔伯爵·事例11>皆出自古代印度、阿拉伯一带的故事传说,是同一个故事原型分别传入中国、西班牙之后产生的不同的变体.     

音乐在《边城》世界中流过

边城是苗汉杂居的世界,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优久,技艺很高.<边城>故事选茶峒这片土地为舞台,有效地利用了许多原始素材.音乐是<边城>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故事的主题,与情节相互交织并推动故事的发展,也是展示苗文化的重要手段.     

《三国志玉玺传》的形象构拟与叙事策略--以关羽形象为考察对象

<三国志玉玺传>是明末清初一部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弹词.现存有乾隆元年至二十年间的抄本.这部抄本是根据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节演绎而来.这部弹词在关羽形象的塑造上,除了依据历史和小说中的战将故事,也加入了人情和神话的叙事.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耿介于灾异愤懑于尺一——桓灵之际奏议类文体的特点分析

东汉后期的奏章写作受当时政局世风的影响,在主题内容、行文好尚、形式规范、文章风格诸方面呈现出迥异于前朝的风貌。考察奏章这类最为常见且应用性极强的文本所发生的变异,是研究汉末文章发展嬗变的一个重要层面。     

论南朝帝王的诗歌创作

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南朝帝王多数擅长诗文，而且在文人集团当中充当领袖的角色，引导着南朝诗歌的发展走向；所作诗歌题材较为广泛，语言精致，风格轻柔，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皇”：中国最古老的宗教体系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根据司马迁《史记》,＂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笔者在研究岩画的图案向文字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高贵华美的图案。经过文字学的比对,此图案同金文中的＂皇＂字完全吻合。依据这一线索,通过对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红山岩画的对比分析,又发现了众多＂皇＂的形象,具体分为3类,即＂天皇＂、＂地皇＂、＂人皇＂,从而发现了中国古代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这一发现解开了困扰中国2 000多年的谜团,恢复了＂三皇＂的原本形象。同时,笔者通过对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三皇＂产生在中国黄河上中游的阴山、贺兰山一线。     

论南朝帝王与南朝文学

南朝帝王大都爱好、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自身勘于创作,成果颇丰,并且积极倡导文学活动,为文士们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对文学的重视,既是魏晋文学风尚与江南文化氛围影响的结果,也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但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政策,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在他们创作倾向引导下,南朝文学普遍地追求形式的精致与华美,这种对文学形式的研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为后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是南朝文学的鲜明特征,也是它的一大贡献.     

炎黄二帝与华夏族的形成

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先民傍渭水向东移动，进入冀、鲁、豫交界地带，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部落的集团之一。黄帝族兴起后，沿黄河向东移动，也发展成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大部落集团。当时还有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的蛮族及东夷族。这几个集团的交流融合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融合。炎黄、“苗蛮”、东夷三大集团除了和平共处外，还有激烈的兼并战争。这些集团之问的战争，加速了他们的整合。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来源不同，夏是黄帝后裔，商是东夷人，周则是西戎的一支羌人，均活动于中原地区，同时这里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到了战国时期，少数民族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了新的华夏族。     

中国文化中帝王原型的嬗变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帝王原型，它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祖宗崇拜。当时，一个有才有德的族长往往被当作祖先和神来供奉、祭拜，成为神人合一式的帝王原型。此后，又演变为更具有人的色彩的天人合一式原型。各种明君和昏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重复出现，体现了人们对统领整个家族的非凡力量，对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渴望，体现了寻宗溯祖、落叶归根的愿望和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帝王传记繁荣引发的思考

帝王传记创作与出版的繁荣，是出版市场巨大的利益诱惑，既将中国封建社会丰富的历史知识告诉了读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宣扬了专制思想、皇权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