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与中州诗风的演变

李梦阳以复古相号召，不仅开启了有明一代中州诗风，带来明中叶的诗文之盛，而且对其后中州诗文的走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先是开封、信阳作家群蔚为大观，继之则有“后七子”张扬复古，绍述李、何，明清易代之际，中州诗文再兴，亦以李、何为旨归。     

李梦阳与程朱理学

李梦阳是明代哲学思潮变革的一环,他的出现客观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李梦阳与程朱理学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对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不满,在《空同子》中提出“日用即道”、“理欲同行而异情”、“以理制气,以定俟数”等观点,将哲学的本体引向百姓生活,肯定人性与人欲存在的合理性,顺应明中叶商品化大潮下士人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势,对程朱理学进行挑战和冲击;另一方面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很少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之举,李梦阳也不想撼动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只是发掘程朱理学中的合理成分,补充完善程朱后学的某些偏颇.     

李梦阳与阳明心学

李梦阳与王阳明,同为明中叶理学新思想的开拓者,但他们的思想走向却迥然有别。王阳明融会佛、老而归之于儒,直承孟子以辟“心学”;李梦阳则抨击异端,力归纯儒。二人思想同源而异趋。     

简析李梦阳的“平民”、“臣子”身份确认

中国古代社会,以权力为维度,社会群众可被分为"平民"与"臣子"两大类。较之于物质状态下的身份,"身份确认"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具有超现实性、主观性、灵活性,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内容、风格)。纵观明代复古派领袖李梦阳一生文学创作活动,于共时状态下,"平民"与"臣子"身份确认兼具;于历时状态下,由于受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与自身性情主观因素影响,"平民"与"臣子"身份确认强度此消彼长,呈变化发展趋势。     

明代李梦阳的籍里与两地乡试

明代进士是高层次人才。进士籍贯审核制度严格,且公之于世,接受社会监督。李梦阳为明代陕西庆阳人,因父李正在开封周王府任教授,徒居开封,乡试时,他先在河南报考,后回陕西报考,举陕西解元,复中进士。详明其在河南参加乡试的经历,有助于全面了解李梦阳的履历,以及明初科举乡试考籍管理之一项特殊规定。     

“诗史”传统与明清之际的“遗民”诗论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诗史"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历史感。在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创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诗史"传统,更推动了"以诗为史"传统在理论上的确立。     

试析《诗论》中的诗史

朱光潜在诗学著作《诗论》中按照历史的和逻辑的顺序明确诗的本质、形式及其发展规律和走向等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诗史的脉络交错其中,并且他别具只眼地将中国诗史读成节奏史、音律史和情趣史等不同形态。但是诗史的脉络不是显现的对象,而是诗论的基础和背景,与综合的分析的论证方法完美融合,不着痕迹地穿插于论述之中,从而使主体的诗论更为充实和丰满。     

梁启超诗论的“ 新民”内涵

梁启超前期诗论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以“三新一旧”为标准,以“新民”为旨趣。表现在入选诗作反映现实,即事名篇,宣传“欧洲三精神理想”;入选诗人为民主革命志士、维新烈士,强调“诗肖其人”;以诗歌为改造国民品质精神教育之要件。后期持“情感中心说”,提出情是“新民”的原动力。对梁氏提倡的“旧形式”需作辨析。梁氏以其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一场资产阶级变革封建旧文学的革命运动。     

朱自清诗论：辩证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朱自清诗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诗体的理论，其二是关于诗歌内容的理论。前者阐释了自由诗与格律诗、歌谣与朗诵诗、短诗与长诗等问题，后者论述了新诗要反映现实人生，要表现情感、感觉、哲理，要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等问题。在具体阐释这些问题时，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集成”性和辩证性。它对新诗及现代诗论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与诗文创作

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与“七子”中其他人一起掀起了明代坛中一场学革命。其复合理论主要体现在提倡真情、强调格调、重视比兴等方面。诗创作内容广泛,成就最高的是诗歌,能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散也有可观。     

船山诗论对“情与景”的界定

船山诗论以“情与景”的结合在诗中呈现的意象形态为其立论依据；以“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叫含情”为其诗美理想；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而“一倍增其哀乐”为其佳效应，凡此种种，，莫不新入耳目，启人深思。     

模拟与被模拟:李白七言歌行及其对李梦阳的影响

李白接受与模拟汉魏六朝古诗而创作的大量七言歌行,是唐诗成就达到最顶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也创作出了许多七言歌行,一般认为在题材与风格上他是受了杜甫的影响,其实,从题材、语言、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考察,他更多地是接受与取法了李白的创作风格与特点.     

李梦阳的辞赋创作和赋学思想

李梦阳赋今存35篇,大致可以划分为忧时赋、吊古赋、写景赋、咏物赋四大类,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寄寓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慨。李梦阳提出＂汉无骚＂、＂唐无赋＂的赋学理论,并且在创作实践中大量模拟楚辞及汉代赋作,同时也有一些是模仿唐代及唐之后的作品,这些实例都体现了他对＂真情＂的执着追求。     

论竟陵派诗论中的“厚”

“厚”是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提出的诗学主张。一方面,“厚”的提出是对公安派诗歌创作弊端的反拨;另一方面,“厚”又是竟陵派的自救方法。竟陵派论“厚”,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用词用字的贴切有力、表现手法的含蓄蕴藉、风格的自然天成、内容意义的深刻丰富、人的稳重深沉之气五个方面。但由于竟陵派的最终追求和目的并不是使诗歌走向复古派所谓的温柔敦厚,而是求新求异,求幽远之境和幽邃之情,致使竟陵派论“厚”与传统意义上“厚”的内涵有所偏离,且有了以“厚”寻“幽”的倾向。因此竟陵派之“厚”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派诗歌创作的俚俗之弊,也使其自身创作陷于幽深孤峭不可自拔。     

“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一步步接近新诗的核心问题,成为新诗研究中不论视野还是方法都具典型性的代表。本文从三方面对其进行综述:胡适诗作研究、诗论研究、及两者在新旧诗演变中和处于新诗史源头的研究。这些研究逐渐超越胡适诗作诗论的范围,站在自赎的角度探讨新诗日趋不堪的境遇问题。     

诗乐合论：宋代“诗论”与“乐论”关系发微

宋代是继汉代诗、乐分途之后,两者融合的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于理论层面的诗乐合论。这种关系既表现在沈括、郑樵、王灼等人概论式的论说之中,亦有很多具体而微的表现,在宋诗话涉及的众多内容中对乐器、乐曲以及历代乐诗的评点占有一席之地,诗话中论乐成了宋诗话的重要特色。与此同时,对乐器、乐曲、乐诗的言说也使宋诗话对“诗”与“文”的分析更为形象而具体。     

范凤翼诗论与诗歌创作初探

范凤翼论诗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认为诗人的德行与创作态度决定诗歌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范氏又提出了诗歌的功能论:主张诗歌应有关风化、抒写性情、反映现实、令诗人青史留名.对待前人诗歌遗产,范氏继承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认为应该取法<诗经>、古乐府诗、五七言古体、唐诗、明代前后七子,而摒弃宋调.理由有三:古诗雅正;古诗有法度;诗歌应具备可读性.范氏复古非食古不化,而是借筏渡河,自成一家.范氏主张诗风自然,所谓自然乃指诗歌风格与诗人性情吻合,而非语言之流畅.范凤翼诗歌在继承七子的基础上力图创新.其诗歌各体兼善,多以前代各种诗体的经典作家或作品为效法的对象.乐府诗秉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抒写时事,语言刻意模仿古乐府诗,较为生硬.五古有意追求汉魏诗的古朴,某些作品颇具陈思风神,然亦有不少作品带有宋诗特征.七古以唐代诗人为圭臬,但又不主一家,取法李白、杜甫较多.五律极少表现政治主题,多诗酒风流、游览登临之作;诗风较为单一,追求古朴、清远玄淡.七律多效法杜甫,注意字句的锻炼,追求构思的深折.五绝数量较少,风格以古朴为主.七绝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范凤翼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从文学史的高度看,显得创新不足,但其文学活动却为南通范氏家族开创了一个传统,造就了一个诗文世家,形成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     

姚鼐的诗论

姚鼐作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人们对其文研究较多,对其诗则注意不够,对其诗论则更少有人论及.其实姚鼐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和主张.他的“诗境”之论、“雅正之说”、“熔唐铸宋”之旨及诗的“穷而后工”之辨等,有感而发,颇有针对性,其中也不无深刻之处.     

诗论视角下的海德格尔“敞开”问题研究

海德格尔在此在的揭示能力如何形成这一问题上提出“敞开”,随着思考的深入,后期海德格尔逐渐将“敞开”视为一个前生存阶段的域性空间。这一结构与海德格尔对诗的看法相一致。“敞开”问题最终显示为一个此在本体论下的艺术构思问题,在此海德格尔启发我们应关注艺术构思的思维基础,考察诗人能否正确地把握自身存在基础,这一思路也对其诗歌批判产生重要影响。